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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成荣在妻子孙英杰的帮助下，用整整一个上午写出一份文字材料——夫妇俩昨晚来到北京，在国家体育总局附近找到旅馆住下，准备向总局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有好心人出主意让汪成荣去找国家体育总局信访工作办公室，“找田管中心没有用”，而且“去信访办要交文字材料”。
带着厚厚一书包材料和上午写的那份材料，今天下午3点，夫妇俩找到位于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大楼东侧的信访办公室。时间不长，夫妇俩神情放松地走了出来，看来，他们对这次“求助”的结果还是“满意”的，“起码，有人管我们了”。
“里面的人态度很好，可能是从媒体上对这件事有所了解，和我谈了几句话后，让我留下材料，还给了我他们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可以过两天打电话去问有没有进展。”汪成荣说，“既然他们这么说了，那我就在北京再多住两天，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件事。”
尽管“可算是找对了地方”，但结果如何还很难说，“我要求队里给我恢复工作并补发工资，但从前一段他们互相推托的情况看，估计很难”——自汪成荣被停职后，青海省体育局没有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要求，这可以看成是他们的明确态度。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的，我和老公都遇到了这样的窝心事，可能这也是一种缘分。”孙英杰自嘲说，“运动员和教练员本来都很辛苦，但就是拿不到应该属于自己的钱。”
7年前，孙英杰在江苏全运会上兴奋剂检测尿检呈阳性，在随后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解释过程中，孙英杰家人因对教练王德显的做法极为不满，向外界透露原本该属于孙英杰的数百万元奖金均被王德显据为己有。如今，孙英杰婚后又遭遇老公所得残奥会奖金被要求上交体工队重新分配的麻烦事，心情自然不好。
“青海省体工队就一个态度，‘先交钱再说话’，他（汪成荣）停职3个月，我们找了队里很多次，但不是说没时间（解决问题）就是不接电话，就一直这么拖着，我们也是没办法才来找总局，也是想赶紧把这件事了结”，孙英杰说。
汪成荣很担心“这事拖着拖着就没下文了”，因为“这笔钱对于队里没有那么重要，他们照样过他们的，但我没工作了，天天在家呆着，什么都不给我，这谁受得了？”
“契约关系在体育界长期受到轻视，这种落后的观念近年来有所改观，但在基层单位仍然大面积存在。”体育社会学专家、博士生导师卢元镇今天傍晚告诉记者，“所以，如果我们能看到当初汪成荣和青海省体育局双方对于残奥会奖金分配约定的原始文件，那这件事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按文件规定办就行了。”
但汪成荣和青海省体育局之间的矛盾，恰恰就是因为双方没有关于残奥奖金分配的约定——汪成荣认为全部奖金是个人劳动所得，青海省体育局则认为奖金绝不能全部归个人所有。
“既然这笔奖金不是发给青海省体育局或青海省体工队财务部门的，而是毫无争议的个人奖金，那么要求重新分配汪成荣奖金的做法就缺乏远见。”卢元镇说，“在我看来，这件事之所以闹到这个地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奖金数额太大，肯定是超出了双方的预期，如果奖金很少就没事了，但钱一多，就成了问题。”
在汪成荣看来，这笔事先谁也没想到的大奖，竟然让他和工作了20年的单位发生了“决裂”，也确实应该警示他人。
“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奖金如何分配，在体育法层面没有明确的规定，我国体育系统多是依据相关的行政法规或者地方行政规章来进行管理。”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学专家张笑世告诉记者，“具体到汪成荣和青海体育局的纠纷，如果最终进入法律程序的话，核心证据就是要看有无行政文件对这笔残奥会奖金作出规定或约定。”
按照汪成荣孙英杰夫妇俩的计划，如果总局信访办无法让青海省体育局作出他们认同的让步，“那就得起诉他们（青海省体工大队）了”。
“我们咨询过律师，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可能是以‘滥用职权’提起诉讼，毕竟他们让我老公停职没道理。”孙英杰难过地说，“其实，我们特别不想走这一步，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和他们比，我俩非常弱势，只能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了。”
本报北京4月1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