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到底需要什么帮助

    几乎每天下午三点左右，谢曼都会急匆匆地穿行在昆明市最大的城中村船房社区逼仄的街道中。四点放学后，城中村里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就会涌入她工作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站”。

    2011年5月，英语专业硕士谢曼毕业后放弃了上海的高薪工作，成为中国发展基金会“关注流动儿童、促进社会融合”的项目官员。在不足100平方米的工作站中，她和同事希望能和“黑网吧”、“社会上见不得阳光的势力”争夺城中村里的孩子。

    在谢曼看来，“上网也好，做作业也好，看书也好，那些孩子只要不在街上游荡就行。”和谢曼所代表的中国发展基金会合作的，是负责船房社区治安的昆明市西山区西华派出所。

    触动西华派出所教导员邓刚策划“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站”的事件是，有一次，派出所抓了12名正在实施盗窃的犯罪嫌疑人。可审讯后，派出所不得不释放了其中的11人。因为他们都只有十一二岁。当派出所要求父母来领孩子时，很多父母都以在工地干活、“走不开”为由拒绝了。

    邓刚手里的数据是，船房社区至少有8万流动人口居住，保守估计，未成年人的数量在两万左右。他们有相当一部分处于失学、失管的状态。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有2.3亿农民工进城务工，跟随他们进城的流动儿童大约有2000万。中国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这些在城市社区居住的流动儿童面临着教育、贫困和社会边缘化等诸多问题，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心理和职业技能的发展。今天的流动儿童，就是未来所在城市的新市民和劳动力。他们的社会融合问题，关系到所在城市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

    在卢迈看来，究竟该如何帮助流动儿童，社会亟需给出答案。中国发展基金会和西华派出所的合作，就是一种尝试。4月初，微软中国公司也加入到这项合作中。中国发展基金会希望能厘清，在对流动儿童关注和帮扶过程中，企业、社会组织、政府各自应发挥什么作用。

    流动儿童最需要什么帮助

    不到100平方米的船房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站”被划分成图书室、网吧、庇护室、心理咨询室等几个区域。服务站至少能让船房社区的孩子每天放学后有地方呆一会儿，毕竟他们大多数家庭都是四五口人挤在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出租房里。放学之后，除了“黑网吧”，就只能在街上闲逛。

    但一个百平方米左右的服务站，对一个拥有两万左右未成年人的城中村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

    2011年下半年，谢曼曾对社区的35名未成年人进行随机登记。希望对他们的需求跟踪摸底，看看社会究竟需要给予他们怎样的帮助。

    可没过多久，绝大部分孩子的电话就打不通了，他们的父母也联系不上。“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又随父母流动走了，这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谢曼说。

    船房社区有4所学校，只有一所公立小学，其他3所民办学校，都是小学初中一贯制的。根据谢曼的统计，在3所民办学校中，低年级每个班还有五六十人，到了初中，每个班大概只剩下20人左右。

    一开始，谢曼以为是因为经济问题，城中村的孩子辍学。后来才了解到，学校没有吸引力、老师素质偏低都是城中村未成年人初中辍学的主要原因。

    而负责社区治安的西华派出所警官邓刚担心的，是城中村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年龄在12岁~18岁的青少年，既处于叛逆的青春期，又叠加上失学、失管等因素，很容易被社会不法分子吸引和利用。

    邓刚曾对很多因打架、偷盗被派出所控制的未成年人进行过调查。让他吃惊的是，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认为自己人生的目标是当大款、开豪车。“他们大多数就只念到小学毕业，在当今的社会现实下，没有一技之长又想实现理想，就只能走违法的途径。

    在卢迈看来，城市流动儿童的心理问题比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更严重，也更值得关注。在城市里，流动儿童更容易产生心理失衡问题。比如，与船房社区一墙之隔的就是昆明市的一个豪华小区，距离社区里民办学校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云南省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民办学校里是斑驳的墙壁和破旧的课桌椅，而青少年活动中心里有钢琴、有篮球场，还有游泳池。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说，他们曾经和多家民间机构一起做过研究，认为流动儿童需要两个层面的帮助：一个层面，是心理方面的，另一个层面的帮扶是提供技能培训。

    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如何发挥作用

    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中国发展基金会设计了不同的帮扶计划。比如，对学龄前儿童，设计的是免费上幼儿园计划，对小学阶段的孩子，设计的是在民办学校开始兴趣班的活动。幼儿园和兴趣班的效果都很明显，让他们最头疼的还是12岁~18岁的失学、失管群体该怎么帮扶。

    最初设计的方案是，由中国发展基金会筹集基金，资助失学、失管群体去附近的职业中学学习，学费和生活费都有着落了，却响应者寥寥。

    谢曼说，一开始他们去联系附近的职业学校时，对方很高兴，说现在职业学校的就业形势很好，有多少学生他们都愿意接收。谢曼也信心百倍。她认为，船房社区那么多半大孩子，又有人资助学费和生活费，每年送百十来个孩子上职业学校不是什么难事。

    最终的结果让谢曼吃了一惊。2011年10月份，发出去4000多份登记表，最后只有两个孩子报名上了职校。

    之后，谢曼和她的同事也在反思，一个原因可能是，去年登记上职业学校已经是10月份的事了，很多城中村的孩子毕业以后，已经找到自己的定位；再有，第一次有这样的资助，很多孩子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家里也没有大人拿主意，所以关注的人不多。如果今年在孩子们毕业之前发放登记表，可能有更好的效果。

    今年4月，微软中国也加入到船房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站”的建设中，他们为服务站提供了电脑、最新的软件，还有培训。这家企业还和社区里的一所民办学校合作，设立社区学习中心，除流动儿童外，成年人也可以在社区学习中心学习计算机技能。

    在卢迈看来，船房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站”当下的运行模式值得关注。在这个小小的服务站中，既有政府部门，也有社会组织和企业的身影。

    卢迈认为，在解决流动儿童的问题上，政府的职能是提供普遍均等的服务，比如，流动儿童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就该政府埋单。一个值得提及的问题，在船房社区，只有一所公立学校，能挤进这个学校的流动儿童就能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剩下的三个民办学校，早已背离了教育服务的初衷。在那里，校长不叫校长，叫老板，是学校的出资人。

    而企业的力量在于，他们掌握先进的技术，也有资金，可以发挥自己在某一领域的专长，为流动的未成年人提供技能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