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也上大夫”当成学术打假常态

    近日，广东省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省纪检监察机关近两年查处的一批典型案件。广州体育学院原院长许永刚，因其博士论文抄袭46篇期刊和数据库论文的内容占该书比例达56.37%，构成论文抄袭，已于2011年3月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被调离广州体育学院。（《中国青年报》4月18日）

    这些年，大学官员学术舞弊事件屡见于媒体，但真正被查处的少之又少，学术打假的“刑不上大夫”颇受质疑。基于此，有教育界人士认为，许永刚事件是中国高校正校长因学术舞弊受处理的“第一例”，可谓中国学术打假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近几年，许永刚除了博士论文，还有多篇学术论文被爆抄袭，其行为除了构成严重学术违规，更关乎官员诚信的问题。而且，他被查证存在严重抄袭的博士论文，是国家科研基金赞助项目，这些科研经费虽然被滥用了，相关追查并没有实施。而从处罚上看，许永刚虽被“行政撤职”，但还是“按副厅级干部安排工作”。

    现在不少大学领导，他们虽然整日忙于公务，没多少时间搞科研，但学术著作和学术头衔却一点也不比真正搞学术的人少。一些人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大肆截流科研领域的公共资源，寄生于他人的学术科研成果，甚至靠学术舞弊和炮制学术泡沫等，领衔制造了诸多“学术政绩工程”。

    大学领导的学术舞弊，不仅违背学术伦理，也严重损害了学术环境与大学声誉，理应受到处罚。但按有关规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最高学术调查评判机构”。就目前高校的权力格局看，行政统帅学术的局面恐一时难以改变。大学校长一旦学术舞弊，要想在本校内部得到解决，其难度可想而知。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河北大学校长被爆博士论文等多部著作涉嫌抄袭，学校一直对此三缄其口；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的博士论文被举报有40%拷贝别人文章，而该校学术委员会的解释为，两篇论文雷同部分非文章“核心”，不构成抄袭；云南中医学院院长被指论文存在严重抄袭行为，而由本校学术委员会作出的调查结论称，其论文系“过度引用”而非抄袭。 

    在许多国家，处理学术舞弊事件，不仅有独立的专门机构，也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完备的制度面前，即便是大学校长，甚或政府高官，也一律与庶民同罪。近期，德国前国防部长古腾贝格因涉嫌论文抄袭而黯然辞职后，匈牙利总统施密特·帕尔也因抄袭论文而宣布辞职。这在国外似乎很容易理解：一是官员既然涉足学术场，理当接受学术界的游戏规则；二是许多国家对于官员的道德操守，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学术舞弊系造假行为，官员理当丢官、受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