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丁洪的健谈和风趣是出了名的，以至于看上去不像科班出身的物理学者。
在量子、粒子的世界里“待”了20多年，以“铁基超导机理”这些外行人从字面意思很难看明白的领域为研究方向，丁洪虽然已过不惑之年，却仍喜欢谈论一些形而上的话题，并把看似毫无关联的内容拼凑在一起，拿来与他人开玩笑。
比如，他在美国芝加哥居住的8年间，芝加哥公牛队拿了6届NBA总冠军；2008年，他来到北京，国安队拿了2009赛季的中超冠军。“我来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球队就会赢得冠军”，镜片下的眼睛眯成一条缝，丁洪爽朗的笑声总能掩饰住逻辑中的一些破绽，让人开怀。
不过，比起这些笑话，在美国学习工作18年的他辞去终身教授职位回到中国的经历，更为身边的人所称道。
北京奥运会前，丁洪回国了。他回来的很“决绝”，甚至没有来得及“搬家”。
丁洪的回国在中美物理学界着实引起一番不小的反响。一是他在美国学习工作长达18年，如要归国，孩子上学、夫人工作等都是问题；二是他刚被评为终身正教授，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那段时间，甚至有朋友跟他开玩笑道：“真想把你的脑子掰开来，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蓝色的海面上，他一个人漂浮着……
这是丁洪常用的思考方式，一漂就是两个小时。他喜欢安静，“安静让人把事情想得更明白”，大海的广阔与宁静正好能满足这一点。加勒比海、马尔代夫、百慕大等是他常光顾的地方。5月初，他还要到泰国普吉岛去“完成这一组漂浮”。
当然，这些“旅途费用昂贵”的思考虽不能给丁洪带来“相对论”般的突发奇想，但也绝不会打了水漂儿。在那片没人打扰的海上，他从平时一个个零碎的实验数据、文章结构中游离出来，任思维和知识发散，捕捉理论的灵感，有时撞击到他脑袋的甚至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如果去过丁洪的办公室，就更容易理解他的这种“逃离式的思考”。
靠窗是一张办公桌，一步之外靠墙放着的会议桌、长条沙发和几把椅子把办公室挤得满满当当。墙上挂着42寸的显示屏, 用来和学生、同事交流时观看，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每天要接待几十位到访者。“工作量是在美国的10倍”，写文件、接电话、发短信等很多看似和科研联系并不十分紧密的事务性工作“绑架”着他。
就是在这间逼仄的屋子里，在与记者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丁洪说出了此前从未公开的归国心路历程。
那是2007年，因为腿部天生有痼疾，难忍疼痛的丁洪不得不在当年4月做了一个风险较高的手术，这个手术的名字他已经记不起，但具体的流程一直印在他的脑海，“把大腿髋关节上下锯断，扭小半圈，再接回去……”
丁洪像讲课那样，双手比划着，“就这样一锯一扭，腿就治好了。”手术成功，接着降临到他头上的却是“工作死亡”——躺回家歇着去。这一躺就是100天。
这对一个刚刚评上正教授的学者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丁洪要逼自己接受这种不能做实验、无法参加研讨带来的沮丧乃至消沉感。
渐渐地，他开始用心体会并感谢这100天，“因为可以安静地思考。”不过，这一次，他不能像在大海中任意翻身那般惬意地思考。他告诉记者，以前从未感到过能够翻身是那么幸运的一件事。好在，此番思考并未局限于对物理世界的天马行空，他想到生命，以及生命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丁洪从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毕业，“那时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想到的就是通过自身的能力找到饭碗”，他来到Argonne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生存”求到之后，接着是“求安康”，他来到Boston College物理系做了老师，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从这一站走到另一站，全在生活的轨迹里，平淡无奇。”丁洪需要一个爆发点。
人一闲下来，就会想到年轻时的梦想——要做一番大事业，这似乎是每个年轻人都曾有过的内心独白，丁洪也有，现在他更明确了这一点，在科技界做一番大事。如果非要拿一个指标来衡量，那就是拿诺贝尔奖。
躺在家里的床上，丁洪望着天花板，想使出全身力气坐起来去触摸，却无能为力。他灵光一闪，想要在美国实现这个“梦想”很难，“我已经到了大西洋彼岸的天花板，科研道路上很难再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既而，他想到曾与国内一位老院士的一次谈话。这位老院士和他有着类似的经历，曾在意大利呆了17年之久，做到该国某国际中心凝聚态部门的负责人。但是，这位老院士最终还是选择回国。
“久居国外，虽然生活上可以渐渐习惯，但终究有些文化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心，还在实际的科研工作中遇到一些磕磕绊绊。”比如，没有理想的实验室，没有重大的国家级的基础研究项目等等，这位老院士告诉丁洪，“想要干大事，还得回国。”
果然，“发展空间大了许多”。丁洪现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凝聚态国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在财政部的专项支持下，他带领的团队正在上海光源建设一条光电子线站，预计2013年7月完成，而这条线站的分辨率指标“比国际现有最好的要高出几倍”。他个人也是收获颇丰，3年内发表了30多篇文章，其中一篇的引用次数已超过400次。
如今，回过头来看当年归国时的坚决，丁洪庆幸没给自己太多的考虑时间，“大方向已经想清楚，剩下那些诸如如何说服老人、怎么搬家、小孩教育等都只会成为这个大方向的阻碍。”学的虽然是物理，他却熟稔哲学的逻辑，如果被一些琐事牵绊，便很有可能陷入生存、生活的逻辑圈里不能自拔，甚至一辈子都无法再跳出来，更何谈重攀梦想的高峰。
而让他迈出这一重大脚步的，还是那100来天的卧床思考。
本报记者 邱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