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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舆论监督中遭遇殴打和辱骂的现象，似乎从未消失过，而近期又有两起类似事件扎堆儿发生。先是《新民晚报》记者陶邢莹采访时，遭大连足协秘书长“掐脖子吊起来拳打脚踢”。此事尚未得到处理，河南却又曝出记者在调查河南太康公款旅游事件时，遭到当地官员辱骂：你们干什么，你什么目的？你这小野记者。（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又是打，又是骂，这两起事件，将某些官僚的丑态和记者在官僚面前的弱势，暴露无遗。我的惊诧，不仅在于“吊打记者”这种行为的骇人听闻，不仅在于“小野记者”这种辱骂让人愤怒，更在于，在经历了各种关于危机公关和媒体应对方面的培训后，很多地方官员却依然在危机应对和“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上毫无长进，甚至不断退步。
确实，近年来各地政府对“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这一问题，非常重视，不断加大投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培训，提升官员的媒介素养与网络素养，提高他们在日常新闻发布中面对媒体发言和与记者沟通的能力。本人就接到过好几个部委和不少地方政府的邀请，就这些问题对官员进行培训。
作为一个媒体人，当然不会像某些公关专家那样，教官员怎么去“对付”和“摆平”记者，怎么去“公关”和“封堵”媒体，怎么用一些公关技巧和官场厚黑术去遮掩丑闻和欺骗舆论——比如某教授给某地法院系统贡献了一个《突发事件中如何应对媒体》的手册，其中详细罗列了各种应对记者到来的办法，如上网搜记者作品、喝酒要有女性在场等等。我一般会从研究舆论传播规律的角度分析，引导官员顺应传播规律和尊重媒体，以最大限度地解决问题和化解危机为目的，而不是摆平记者。比如，避免形成新的热点、统一信息发布而不能混乱、让掌握最多信息的人出来回应、学会倾听也是一种宣传、不要觉得低头认错是很羞耻的事等等。
可我一直在怀疑，我的这种“舆论应对课程”能对培养官员的媒介素养起到多大的作用。每次讲课时，官员们的反应都非常热烈，回馈也都非常好，称启发了他们的思维，对现实很有指导性。可我担心的是，回到现实坐到那个位置上，面对突发事件时，又会使出以前对付记者的那一套。
不知道那个“吊打”记者的足协秘书长和那个辱骂记者的地方官，有没有上过类似的“舆论应对课程”？我估计应该受过培训，即使没上过课，也应该通过新闻看到了很多正反案例。可非常悲哀的是，一事当前面对记者时，他们仍选择了最粗暴、最让人接受不了、最容易激起舆论反弹的方式。
想起另一位老师讲过的一件事，他说自己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样一幕，一位讲媒体应对课的老师在台上说：“记者就是一条狗，饿了你就喂他，不听话了你就揍他，如果碰见想成名的你就拿名利诱惑他。”话音未落，底下的官员们就使劲地鼓掌。一个让人悲哀、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很多官员骨子里对“媒体应对”的理解，也许就是如此：尽一切努力去摆平记者，用钱摆不平，就用色，就用拳头！其他的那些正道——比如像我讲的，在他们看来，也许都是浮云，都是无用的书生之见。绝对的权力，面对权利无保障的记者时，骨子里就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傲慢。
舆论应对和危机公关课，不是请几个老师讲几次课就能讲好的，也不是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出几本如《打开天窗说亮话》之类的书就能启蒙的，而需要首先驯服权力，首先给公众知情权，首先让记者的权利得到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