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师的社会责任

    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机会和文艺工作者进行交流，在我简要介绍了世界高科技发展的概况后，请他们提问。

    当场，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小品演员，给我提出了两个出乎我意料之外，但十分尖锐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前演员的收入较高，不知道你们科技人员对此有什么想法？”我的回答是“您的收入肯定要比我高得多，但我不会攀比。不过，我们科技界也有收入不少的人，例如有将发明用于创业的科学家，他们的收入肯定不会比您低多少。”这个回答引起了全场一片笑声。接着他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我们演员的一举一动，都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你们科技人员怎样接受群众的监督呢？”当时，我真的被他问倒了，我回答的是：“这个问题要说清楚比较难，但是科技人员的成果，最终也是要由社会来检验的。”显然，这是十分含糊其词的回答。

    近几年来，通过汶川大地震中学校建筑的倒塌、三鹿奶粉事件和动车事故等，不禁让我又回想起那个小品演员提的两个问题。当今，一般科技人员的收入，仍然和著名演员的收入无法相比，但已不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候了，其中有一些精英，他们的收入也比较高。说起接受群众监督问题，上述这些事例，都隐约可见工程师的影子，确实已为工程师的社会责任提供了一面镜子。其实，在学校建筑、生产奶粉和动车制造等的设计、制造和监理的过程中，都有工程技术人员的参与。假若每一个工程技术人员都能坚持自己的社会责任，显然是不大会出现这些事故的。那为什么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做不到这一点呢？

    实际上，在科技工作者之中，也有两类人。一类是直接面向群众的，最突出的是医务人员，他们的行为也直接受到群众的监督。另一类人员是不直接面向群众的，例如工程师，他们处在一个工程共同体中。这个共同体内有雇主、用户、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等等。在这个共同体中，既有各种人员的共同利益，也有各类人员自己的利益。在上个世纪初，许多工程学会包括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在内，都要求工程师的主要责任是做雇佣他们公司的“忠实代理人或委托人”。由于雇主对工程师有解雇权，因此，当雇主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发生工程腐败时，最了解情况的工程师站出来进行揭发，也的确有许多顾虑。

    实际上，自1850年以后，工程师群体，就一直力图能像医生一样，建立自己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尽管当时的工程师，都受雇于人，和当时能够独立开业的医生，其社会地位是有所不同的。1895年，美国著名的桥梁工程师莫里森(Gorge S Morison)，在他担任美国土木工程学会主席的就职典礼上就说过：“工程师是技术变迁和人类进步的主要力量，他们不受利益集团（政治集团和商业集团）偏见影响，对确保技术变革最终造福人类负有广泛责任。”随着科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许多工程事故引发工程师对社会责任和工程伦理的强烈反思，因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许多工程师学会已经强调“工程师应当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工程师在承担社会责任时仍然困难重重，他们的正确意见经常得不到尊重。例如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发射前一天，负责发射的工程师，就提出第二天天气寒冷，此时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密封圈可能失效而导致燃料外泄，建议推迟发射，但美国宇航局的领导由于政治上的考虑坚持要准时发射，结果航天飞机升空后不久，就发生爆炸，导致7名航天员牺牲。由此可见，目前工程师只能履行有限的社会责任，而上述工程共同体中的雇主，应当对工程的社会效果负主要责任。

    为了让最有发言权的工程师能对工程进行监督，社会应该给工程师以话语权，应该有反映他们意见的畅通无阻的渠道。因此，除了一方面要加强对工程师职业道德的教育之外，应当制定出有关工程行为的法律法规，明确工程师的社会责任和相应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