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有多难

    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近几年，呼吁作为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的高校“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的声音一直存在。此次《指导意见》将高校等公益服务性单位“逐步取消行政级别”置于事业单位改革的路线图中，也让这个连续多年在全国两会上讨论热烈的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尽管“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不断，但是，很多专家和高校人士认为，目前高校在“去行政化”方面没有实质进展，取消行政级别也多停留于喊口号。也有专家认为，在目前现实条件下，高校取消行政级别还面临着困难。高校能否逐步取消行政级别，高校“去行政化”究竟难在哪，是否存在突破的现实途径？

    让大学摘“官帽子”的呼声不断

    2007年，国内高校发生多起教授与行政领导的“冲突”事件，高校的内部矛盾逐渐演变成为公共事件。

    当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博客上发表《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自述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

    “张鸣事件”的争议尚未结束，著名教授何家庆也公开表示，因无法忍受大学行政化给自己的学术研究造成的羁绊，向安徽大学提出了提前退休的申请。 

    一个多月之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教授邹恒甫在博客上贴出给教育部部长的公开信，称光华管理学院开除他的教授职务是“院长残酷对待手下教授”。

    在一直痛批高校“行政化”和“衙门化”的张鸣看来，大学教授和行政领导爆发冲突只是表面怪状，“官僚思维”充斥于大学和“学术评价扭曲”是高校“行政化”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行政化首先会影响高校的办学思维，使其成为‘官僚思维’。比如，有些大学在选择重点学科的研究内容时，不是考虑自身的优势和传承，而是要跟着文件走。”张鸣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现在是官越大，资源就越多，学术资源按照权力来分配，所以教授们也争着当官。高校里有一些人，有什么需要研究的问题就去找院长，而不找真正对此有研究的学者。”张鸣大为感叹。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开始进行关于学术研究的“官味度”研究。顾海兵在对某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评委的研究中，将60位来自各高校的评委按其职务级别逐一赋值，最终得出结论：60位专家的“官味度”高于副校长级。因此，他将该教育奖评审工作委员会戏称为“一个大学（新老）校长联合会”。

    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在批评高校“行政化”时也说到，“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主要是受官本位的影响太重。有些时候处长们会影响着太多的学术资源，有些地方甚至在学校里安排退休干部，这对学校的“行政化”管理影响太大”。

    教授热衷于做官，崇拜行政级别，也成为高校见怪不怪的现状。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很多年轻有为的教授愿意有个行政官职做，这个职务的重要性超出了他作为教授的重要性。本来行政系统应为教授以及教学科研服务，现在为什么倒过来了？无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集中的权力比较大，实际待遇比较好，前途好，社会影响力也比较大。”

    “大学校长作为有行政级别的官员，在办学过程中对上负责，不是对教育负责，不是对师生负责。”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观点更是鲜明。

    高校“行政化”的弊端显而易见。近几年，很多政府官员和大学校长都曾在公共场合表示，支持高校“去行政化”。

    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跟网友在线交流时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同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谈到教育改革方案时也表示，教改工作将“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随着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大学校长也表示，赞同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

    2010年，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支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我自己正在做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大学是学术机构，不应该按照行政部门来进行管理，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一大趋势，在将来肯定会实现”。

    2011年，同样是在两会期间，面对媒体“如果有一天，大学不再有行政级别了，你们的工作和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的提问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委员回应说，“我个人赞同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我作为校长，平时也没有这种级别的感觉。” 

    高校不能承受的无行政级别之“轻”

    尽管在公共场合一再表示坚决赞同高校“去行政化”，但实际上，对于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这个问题，一些大学校长仍有些“纠结”。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在谈论“是否应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时，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全社会都是以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在此之前，纪宝成也曾多次批评高校“行政化”。2009年，纪宝成在参加高等教育论坛时作了“关于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的演讲。他遗憾地讲到：“我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处长把一位老教授教训得说不出话来。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在意‘位子’而不是教学质量”。

    纪宝成的“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之说一时引起争议，也有大学校长和教授认为纪宝成的话道出了高校的“为难之处”。

    “大学是要跟社会各个方面打交道的”，葛剑雄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比如，大学的图书馆要订港台的报刊就有规定，只有局级以上的单位才能订，不是局级以上的单位，就不能订。又比如，我们学校有一定的行政级别，所以我们办理出国手续由学校审批，否则就要由市政府和省政府来审批”。

    虽然纪宝成也表示“我举双手欢迎大学没有行政级别时代的到来，没有行政级别的这种社会变革相信会逐步扩大”，但是让他担忧的是，“在全社会都有行政级别的情况下，单独把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了，学校和社会的交流，比如资源配置、人才交流、信息沟通等等这些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

    另一个事实是，高校行政人员的待遇往往与行政级别挂钩。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曾很坦诚地说，“取消级别后，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失去阅读学习某些文件的机会，也要做好不当干部的准备”。

    有人提出“取消行政级别将对高校不利”的说法，遭到了质疑。“取消行政级别对大学不利，这是典型的官本位思维。所有世界一流大学，其地位的获得，靠的都不是行政级别，而是教育质量和学术成就。”熊丙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取消高校级别、实行校长公开遴选，首先必须打破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包括拥有级别的校领导、高校内庞大行政机构的众多行政人员。大学应该根据自身发展情况来设计管理体制，并建立脱离于官本位体系的教育价值体系。大学不能满足于成为‘一级政府’，学校领导不能把自己定位为官员。”

    然而，在高校“去行政化”的实践中，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却坦言：“我们去掉行政级别之后，政府和相关教育部门面对没有级别的南科大，觉得凡是可以管的事情都要来管，而且会按照行政部门对教育的理解来管。”

    有专家认为，不能把高校“行政化”问题只归结于行政级别，“行政化”问题的实质是“行政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高校内部面临着如何处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而高校外部也需要行政部门放权。

    “有行政级别不等于一定要‘行政化’。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大学的领导都有很高的行政级别，比如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但并没有人反映‘行政化’。他们同样可以平易近人，同样可以跟教授打成一片。”葛剑雄说，“可是为什么近年来就‘行政化’了呢？那是因为行政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

    对高校而言，学校领导变动也与行政级别紧密相关。近几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出现几次较大规模的领导人事调整，除了校际交流任职，还有一部分新任校长是由教育部门官员出任或者地方官员转任，高校领导和行政官员之间存在较频繁的流动。

    去年，有多所“985”大学更换了校长。曾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尧学在“空降”中南大学之前，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新任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在调任天津大学之前，身兼天津市委科技工委书记、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市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等职。

    此前，公众所熟知的几位大学校长，如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纪宝成曾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原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周其凤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2001年从北京大学副教务长调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先后在教育部多个司级机构任职，2004年出任副部级的吉林大学校长职务，2008年又回到北京大学。

    顾秉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怎样进行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虑。”

    高校取消行政级别需要顶层设计和配套改革

    无论是坚决呼吁摘掉大学的“官帽子”，还是认为目前取消高校行政级别还存在困难，大家基本达成共识的是：逐步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大势所趋。

    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并不是直接拿掉高校行政人员的“官帽子”这么简单。

    如果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但社会还是高度行政化，大学还是很难办，这是很多高校的疑虑。熊丙奇认为，取消公益类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需要顶层设计，应该有具体的时间表和改革细则，而且“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对所有不该有级别的机构实行‘一刀切’，否则改革又会遥遥无期”。

    葛剑雄也表示，目前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需要“国家通盘去考虑”，而且要改变现有的社会评价体系。

    目前，在我国高校里有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一旦取消行政级别，这一群体的利益如何得到应有的维护？薪酬和社会保障机制如何衔接？熊丙奇认为，高校想实现取消行政级别，需要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配合，“要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出台具体改革方案和机制，方案本身要有可持续性，有专门的改革机构来协调各方面利益”。同时，建立高校职员制度，“高校的行政岗位将变成职业化的岗位，不能再按照官场体系来运作，由围着领导转变成围着学生转，靠服务来支撑”。

    在熊丙奇看来，目前高校“去行政化”改革遭遇“行政化”困境。“去行政化，一是政府要向学校放权，二是学校内部行政向师生放权。然而，‘去行政化’改革还是由行政主导，在政府向学校放权层面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在学校内部放权层面是由学校行政部门来主导的，由他们来主导，可以做到放权吗？会向自己革命吗？所以，‘去行政化’就变成口号了。”

    熊丙奇的建议是，“高校‘去行政化’，逐步取消行政级别，不应该由行政部门来主导，而应该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制定方案，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来执行。同时，厘清相应的法律法规，逐步修改与改革相冲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