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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最新公布的这期简报——《应放缓全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学者所表现出来的使命感和巨大的勇气值得尊敬。
近年来，国家对教育加大投入，推出了一系列实施项目和相关政策，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免费师范生、中职免费、寄宿制学校、学前教育、营养改善计划、校车配置等。毫无疑问，国家出台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在更大程度上更好地改善民生，实现教育公平。但是，这接二连三的政策多像是一些急就章，公众能感到密集的教育政策和大量投入的钱如雨点一般哗啦啦往下淌，却很少能够清楚看到这些政策从前期公开论证、到实施过程中的跟踪调整、直至执行完毕后对效果进行评估的全过程。
就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来说，全国上下一盘棋，要求每个县必须建有一个职教中心。经过三年攻坚之后，一些地方的县级职教中心倒是建立起来了，可是立马成了闲置的场所，因为根本招不到学生，大批的学生纷纷流向了办学条件和基础显然要好得多的地市、省会城市的职业学校。
还有中职招生的问题。教育部门每年都在强行下达硬性指标，甚至反复强调必须从政治的高度认识抢占这块高地的重要性。然而，关于中职教育的负面声音近些年一直不绝于耳：恶性的、近乎白热化的生源大战，编造假名单大量套取政府补贴资金，没有安全保障的顶岗实习，低水平的教育使在校生的流失率居高不下等等，而且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出现在个别地方、个别学校。
众多的事实让我们有理由质疑：政府现已推出的这些教育政策都是科学合理的吗？遗憾的是，这些现象、这些问题，人人眼中有，一些学者却口中无。
在今天的时代，对政府而言，依法治国、科学决策无疑变得越来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时一项错误政策客观上甚至比某个贪官污吏个人腐败给国家人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还要大。在国际上，一般认为影响政府决策的是两大因素：理性分析与政治考虑。基于理性分析的科学决策显然要比起领导人拍脑袋决策、比虎头蛇尾式的粗放型管理要好得多。而政府要真正做到科学决策，需要加速民主化、科学化的过程，需要依靠受过良好教育、掌握科学方法的学者全心投入。
毋庸讳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事实上一直存在着决策文化与学术文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一些时候，一些领域，受官本位文化渗透和影响，唯领导人的意志是从，以已推出的政策方案作为铁定不变的标准，已成为不良的社会风气。当技术不是问题、方法不是问题、学术不是问题的时候，如何让研究的成果积极影响政府的决策，学者的使命感和勇气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学者的这种使命感和勇气首先来自他们对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怀有深深的感情，他们不是某个权力机构或利益集团的附庸，而是代表“社会的良心”。这种使命感和勇气还来源于学者所持有的独立人格精神和敢于质疑的科学态度，以及基于实证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工作态度而形成的一种文化自觉。
没有钱，肯定无法办好教育，但是有了钱，就一定能办好教育吗？答案可能会不尽相同。但是我们知道，国家用于教育的钱，不是上帝赐给的，也不是靠印钞机滚动出来的，而是全体人民的劳动成果积累而成。教育政策如何从全局、整体的角度考虑社会利益的分配和长远发展，特别需要学者有独立和理性的声音，这才是他们体现服务社会和个人价值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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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