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小政府”牵手“大社会”

    在上海浦东新区源深体育场内，一场名为“鹊桥会”的大型“相亲”活动正在举行。但与众不同的是“牛郎织女”的身份——鹊桥两端，一边站着政府，一边站着社会组织。

    作为第四届浦东社会组织公益活动月的重头项目，“鹊桥会”实则是一场公益项目推介活动。5月11日，近80家社会组织带着他们的公益项目来到“鹊桥会”，迎接他们的则是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领导以及各街镇分管领导。

    “政府要转移行政职能，把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大胆地交给社会组织。”浦东新区民政局副局长庄大军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2011年，浦东新区民政局将1800万元的年度预算用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在民政局之外，浦东新区统战部、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以及各个街镇都曾将橄榄枝伸向社会组织。

    今年年初，浦东新区申报的的公益服务园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该项目的核心主题是“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营造良性生态”。

    “这在过去挺难想象的。以前提起社会组织，有些领导就觉得不放心、不可靠，甚至有点害怕。”专程赴北京领奖的庄大军笑言。

    作为1900年左右进入中国的外来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意味着不信任与敌对，如“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等。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被公认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有益补充。据统计，法国每万人拥有110个民间组织，日本是97个，美国是52个，但中国的这一数字仅为3个。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记者曾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他记得，2004年，他陪同一个国内市长学习班赴美国华盛顿市交流。美方市长用了很长的时间热情款待他们。忙惯了的中国市长们狐疑地问：“我们一个市长加七八个副市长，天天24小时不关机都忙得不得了，你怎么整天没事儿干？”

    “大部分事情都靠民间组织的自治来解决。”美方市长笑着回答。

    王名表示，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认识非政府组织，而忽略了它提供社会服务这一重要功能。

    随着改革的深入，一系列的政策信号显示，政府与社会这对曾渐行渐远的兄弟，正走上握手之路。

    在去年颁布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专章阐述未来5年加强社会组织建设的工作思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经过代表们审议，报告修改稿中又加入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这句话。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亦明确表态，以此次两会为新的起点，政府转移部分职能以及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进程将大大推进。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曾乐观地评价道，社会建设已全面内化至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中。他这样分析中国社会改革在地方形成的星火燎原之势：南有广东、东有上海、北有北京、西有宁夏，社会改革布局正在形成。这既是中央政府力推的结果，也是地方领导人回应社会需求、勇于创新所致。

    回到浦东新区，变革的种子在7年前便已经扎下。2005年，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位列首位，意在克服全能型政府的弊病，打造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央赋予上海和浦东的新的战略使命”。

    浦东新区在组建“小政府”模式的同时，开始致力于培育与“小政府”管理体制相匹配的“大社会”，大力发展社会化服务机构和发达的社会中介组织，以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自我管理能力。

    2009年12月，一个由手帕厂老厂区改造而成的公益服务园正式揭牌成立。这是我国首家旨在扶持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园区，按照“企业提供办公用房和物业服务、政府提供财政补贴和入驻标准、社会组织免费使用并自我管理”的模式运作。

    这种类似于“总部经济”的模式被庄大军称之为“扶上马、送一程”。在园区里，新生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财务咨询、招投标代理等服务，还能获得一次性开办费补贴、房租减免等优惠。目前，浦东新区具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工作者已经发展到2000余人，社会组织已超过1400家，并且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其服务对象可以从社区居民，覆盖到老年人、残疾人、打工子弟等群体，其视角则涉及临终关怀、同伴教育、专业养老等过去政府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却又是百姓切实需要的服务领域。

    “如果说政府的公共服务是‘山’，社会组织的服务就是‘山’的‘沙’，弥补缝隙，粘合各方。”庄大军说，在浦东新区民政局，这个比喻已经被当成共识口口相传。

    政府重新认识社会，曾被王振耀称之为“其意义不亚于上世纪对于市场经济认识的转变”。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曾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现实中，一些政府部门常常以“可不可靠”作为标准来衡量民间组织，这就导致很多社会组织具有官方背景，往往是安置政府退休人员的地方，被称为“二政府”。

    庄大军承认，这种现象在过去的浦东并不鲜见，一些社会组织连法人代表都是政府人员。但在如今的公益服务园里，“彻底的民间化”成了建园的底线。浦东新区公益组织项目合作促进会秘书长林怡琼是一名从香港学成归来的年轻人。她说，大到园区公约制订，小到一个接待室的装修设计，都由社工们自发完成，“政府的影子消失了”。

    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曾有过这样的论述：在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按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将经历“父子关系”、“主仆关系”以及“伙伴关系”。

    在浦东新区，政府的角色转变同样并非一日之功。在民政局工作多年的丁雨育告诉记者，让社会自己管理自己，“是因为政府尝到了甜头”。

    浦东新区的东书房路，有一个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的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拥有近百个利民服务项目。2006年开办之初，这里却出现过“门可罗雀”的尴尬情况。感到力不从心的三林镇政府在2007年12月决定，向全社会招标托管市民中心。

    包括一家物业公司在内，有四五家单位参与竞标，最终获胜的是一家叫做“屋里厢”的社会组织。他们开展了针对老年人的“老来客会馆”、针对家庭妇女的“编织希望工坊”、针对白领群体的“乐活社区”等一系列活动。3个月后场馆的日均接待量达到2000余人次。

    项目负责人王志云在回忆这个延续至今的政府购买项目时曾感慨，让市民中心起死回生的，不仅是社会组织的智慧，更是政府在购买服务过程中的开放心态。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一项对36个国家的比较研究表明，非营利组织的活动规模相当于一个1.3万亿美元的产业，如果作为独立的经济体，其支出规模可排在世界第7位。其中，社会组织运转经费的很大一部分都源于政府职能转移。在香港，社会组织经费的60%均来自政府购买服务。

    “如果社会能做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退出？”庄大军记得，3年前，自己从部队转业到民政局工作的第一天，时任民政局局长的顾云豪交给他学习的材料，不是红头文件，也并非会议记录，而是一份新加坡社会组织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3年过去了，庄大军已经和公益服务园里很多年轻的社工成为朋友，他甚至可以讲出每一个社会组织如何发展的故事。但他强调，自己的角色只是个搭台者，唱戏的永远都是社会组织。

    “你看，‘鹊桥会’这个名字就是年轻人自己想出来的，蛮好嘛。”他笑着说。

    5月11日，“鹊桥会”现场。公益服务园里的社工们特意制作了叫做“伙伴证”的卡片，颁发给在2011年达成合作的政府部门领导与社会组织负责人。庄大军也来到了源深体育场参加“相亲”。他乐观地预测，这一轮“相亲”，“他们肯定还能对上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