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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男女厕所以外，生活中还有哪些常见的标识？”台上的老师问。
“安全的！”“吸烟的！”“禁止说话的！”台下的学生七嘴八舌地抢答。
一个春日的下午，一堂关于标识大PK的课程正在重庆市江北区猫儿石实验学校四年级3班的教室里进行。台上稚气未脱的两位老师一个叫赵中华，一个叫刘柳，他们都是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三年级的学生。
这一天，相同的课程还在四年级、五年级和初一年级其他8个班级同步进行，授课老师也都是赵中华和刘柳的大学同学。台下听讲的绝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农村，父母在这个城市打工。
这些孩子比刘柳他们想象中的要活泼很多，一堂80分钟的课上下来，他们把嗓子都喊哑了。这是他们第3次来授课，刚走进教室，学生们围上来，一个小女孩说：“老师，你今天的发型很好看！”另一个小男孩则拿了纸和笔让刘柳写下她的QQ号码。“他们都有自己的QQ号。”刘柳说。
“标识大PK”是《打工子弟城市融入与成长》课程中的第3节课。这个专门针对打工子弟的课程是由重庆NGO组织绿叶义工、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共同编著的。经过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培训后，绿叶义工的义工和重庆工商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担当起老师的职责，给孩子们上这门特殊的课程。
九成流动儿童更喜欢老家
“只有19.1%的流动儿童认为农村比城市好，却有88.9%的儿童更喜欢老家。这两个数字说明流动儿童生活在城市里，对老家的感情没有减退，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还没有很好地融入自己生活的环境中。”绿叶义工秘书长胡承亮说。
上面两个数据来自2011年绿叶义工对流动儿童的调查。
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流动儿童的规模在不断增大，随着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逐步增多，他们开始正视将孩子留在农村老家的各种弊端，选择将子女带在身边进入城市生活和学习的比例越来越大。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流动儿童已经增加到了2533万，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让我们惊讶的是，有些孩子随父母来到重庆三四年了，从来没去过有着重庆地标意义的朝天门码头、解放碑，没有去过一次公园或是科技馆。”绿叶义工秘书长胡承亮说。“这些孩子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和城市还有着很深的隔膜。”
令人心情沉重的调查和走访
2011年，绿叶义工采用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两种方式，选择了江北区猫儿石实验学校和南坪响水路、东兴路社区的学龄为1～6年级的学生的家长进行了调查。
猫儿石实验学校是重庆市江北区首批“农民工子弟学校”，在校生中96%以上都是农民工子弟，而另两个社区都是农民工聚居区。
在调查和走访中的所见所闻让胡承亮的心情变得沉重。大量的外来务工人群集中在超市、农贸市场、搬运、家政等服务行业，体力工作为主、劳动时间长、工作收入不稳定。他们每月获取的报酬在1400～2200元之间，必须靠将月生活成本控制在600元以下，才能勉强保障子女教育、父母赡养等正常支出。
从居住和生活环境来看，数量众多的外来务工人群寄居在农贸市场、超市或者大型工地等体力劳动型场所附近。家庭居住环境相对较差，电器普及率较低，人均居住面积很小。
令胡承亮印象深刻的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居住了3家人，客厅里住的一家还包括祖孙三代。
猫儿石实验学校校长张坤则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他们走访过的学生家庭中甚至还有5个孩子一家7口只租住一间平房的。
调查获得的数据让人轻松不起来。在被调查对象中，家长的工作时长8小时以上的占总数的67.67%，48.76%的家长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放学后无人看管的学生占25.62%；被调查的孩子中放学后写作业的只占33.7%；有75.9%的流动儿童父母没有给孩子讲过故事。
家长们普遍反映，在教育孩子方面遇到困难：23.1%表示工作太忙，没时间管孩子；22.6%认为功课太难，辅导时有困难；16.6%表示没有文艺特长，不能给孩子更多指导；13.6%认为家里缺少良好的学习环境；还有11.5%认为孩子不听话，不知道怎么管；7.3%担心社区里太乱，放学后孩子的安全问题；5.2%担心孩子在人际交往上有问题，不知如何教育。
“对比父母下班和孩子放学的时间，我们会发现有2～3小时，甚至四五个小时的真空。”胡承亮说，“在农民工聚集的南岸区响水路社区走访时，社区主任告诉我们，他们在巡视的时候经常发现有孩子晚上十一二点钟还在外面玩。这些孩子既面临安全问题，又容易接触社会阴暗面，成为问题儿童的风险很大。”
这份长达54页的《打工子弟社会融入项目需求报告》指出：流动儿童的学校学习生活适应与融入程度较高，而校外的城市日常生活适应较差。他们很少出去接触校园外的城市生活，对自己住的环境和邻居的印象消极，与城里同学深度交往缺失等，体现出流动儿童在更广泛的生活领域存在城市生活融入困难和适应不良。
对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不仅是行为习惯的教育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针对流动儿童的特殊课程应运而生。
虽然教材的扉页上印着《打工子弟城市融入与成长》的标题，但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却认为，打工子弟适应城市生活并不是被城市同化，也不应该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因此这个项目和教材的视角并非“城市融入”，而是“城市学习与探索”。
整个课程分为3部分：室内课程、城市模拟和实地探访。课程借鉴了美国社会学家戈登的社会融入理论，从四个层面入手，既有城市文化的适应，包括城市技能、规则和礼仪的学习；结构性同化，即发展出新的人际关系；身份认同，即接纳自己的双重身份，有自信；最终能参与公共事务，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猫儿石实验学校校长张坤说：“当绿叶义工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与他们配合，因为他们的想法和我们不谋而合。”
但张坤认为：“对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不仅是行为习惯的教育，也要注重对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教育。比如说现在农民工离异的也很多，很多离婚以后，各自带一个孩子住在一起，也不结婚，各自只管自己的孩子。有时候老师打电话过去，对方说‘不是我的娃儿，你找某某’。这些都会对孩子产生不好的影响。”
本报记者 朱丽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