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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通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通知是3个月前印发的，内容是“严格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其中，超标购车、公款私用等12种行为被明令禁止。对此，人们的反应是复杂的。
有鼓掌的。有评论指出，这是国家第一次从制度层面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职务行为进行规范，顺应了民意呼声，也是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其意义自是不凡。
有担心的。有评论指出，此次出台的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12条禁令”，划出了行为禁区，但要真正落到实处，恐怕不是一禁了之那么简单。没有制度建设的跟进，禁令变一纸空文在所难免。
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职务消费失范早已成为众矢之的。去年，中国石化“天价酒单”一经媒体曝光，即遭到全社会的口诛笔伐，当事人被降职也未得到人们的原谅。人们深深感到，“上拉菲”只是冰山之一角，职务消费的黑洞深难见底，且成为一种新的腐败形式。君不见，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用公款“金屋藏娇”么？
近些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现代企业架构也渐次明晰。然而，由于国情所致，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体系却始终纠结，职务消费的边界也模糊不清。人们经常看到，配车越来越奢华是他们的“工作需要”，出国旅游越来越频繁是他们在“因公考察”。职务消费俨然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筐”与装之间，国有资产成为私人享受，“股东们”的愤怒自然也随之累积。
作为国资的大管家，国资委并非没有注意到问题的浮现。早在2010年，国资委纪委即组织编写了《镜鉴——国有企业廉洁从业教育读本》，希图“中央企业领导人员、重要岗位人员通过阅读案例，吸取教训，增强廉洁从业的意识和抵御腐败风险的能力”。
2011年年初，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会上，国资委主任王勇提出，要进一步规范职务消费，增强职务消费的透明度，“在这个问题上，集团相对控制的较好，但是一些二三级企业花钱大手大脚，包括购公务车，越来越高档。中央领导同志三令五申强调中央企业要严格规范职务消费。我们按照中央要求，制定了公务用车的标准，正在与有关部门商量。文件印发后，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包括规范下级企业，严格按规定办”。
显然，四部门通知是“中央要求”的深化。通知除了限制奢侈浪费行为，比如公款买豪车、出国游等，还打击那些披着职务消费旗号的“公款私用”，比如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购置住宅、住宅装修、物业管理等生活费用，或者挪用企业的材料物资，修建和装修个人住宅等。事实上，此类公款私用已经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了。
严格来说，国有企业监管并非缺乏平台，更不缺少禁令，关键是“疗效”不彰。从监事会到职代会，从财务审计到纪检监察，针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紧箍咒可谓多矣，只是某些时候无法念动。
在这个当口，有人开出药方来：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除了加强企业内部监督之外，还应该实施有效的公开监督。《办法》规定了应当以适当方式向职工公开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职务消费，但并没明确提出向全社会公开，更没提出建立公开制度，希望社会的公开监督，能及早提上议事日程。”
这或许是一条大路，然而，也并非没有阻力。在去年的反腐会上，王勇即表示：“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我们要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出现违纪违法案件和问题，是对人民的失职渎职。”身为股东，监督自是全国人民的正当权利，国企及其领导人接受监督自是趋势。问题是，国企连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一个自我表扬的机会——都推三阻四，更别说公开其领导人花了多少股东的银子了。
目前，比禁令更亟须的，是探索一条“股东——管理者”的互动机制，保证股东能够顺利地将压力传递给管理者。这方是釜底抽薪之举。有专家建议，在人大常委会建立新的专司国有资本“人格化”代表职责的体制机制，或者变国资委为人大的专门委员会，是回应国民对国有经济福祉诉求，在实践层面落实国有经济作为全民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可能路径，也是彻底管住国企负责人监守自盗行为的捷径。
当然，教育永远都不嫌多。人心若能从良，禁令即成多余。对此，王勇说：“现在市场经济秩序还不够规范，我们都面临着各种风险和诱惑，需要我们中央企业的主要领导同志要以更高的境界和党性修养，抵得住诱惑、经得起考验。要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重大事项都要坚持集体决策，严格按程序办事。要贯彻执行好廉洁从业规定，经常对照自己的行为，检查自己的所作所为。要守住底线，在管好自己的基础上，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看好自己的人，把好自己的门，做廉洁从业的表率。”
本报记者 董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