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眼

    暮年的价钱

    花旦站在昏暗的街边，穿着大红色的戏服。乐师的琴声响起，她一甩水袖，却露出了刻着皱纹和老人斑的双手。

    张蕊芬今年已经70岁了。几个月前，她和会拉琴的弟弟张永林一起从河南老家来到广州街头卖艺、唱豫剧。在这个南方城市里，老人觉得，人们根本听不懂她在唱什么，“只是可怜我们年纪大了还在外面讨生活”。

    “生活”就在他们面前那只红色的塑料桶里，偶尔有人经过，丢下几张零钱。

    不过，这些收入再微薄，也比地里的年景好。张蕊芬家有7口人，7亩地，如果不淹不旱，一年这几亩地“能落5000块钱”。家里再没有别的收入了，这个古稀老人就决定“趁现在的年龄还能走，还能慢慢唱，不管挣多少钱，都是给家里增加点收入，减轻点负担”。

    比起他们的老家，广州是个繁华极了的城市。他们有时在印着泰坦尼克号广告的公交车站唱，有时在银行对面的大树下唱，有时在宣传栏前唱。但在每一个地方，他们都待不长久，因为嘶哑而苍老的歌声总会引来城管，这时，他们就得提着塑料桶迅速离开。

    事实上，尽管我从未见过他们，可是他们并不令我感到陌生。因为，那些在商业街区卖心形气球的老人，那些领着残疾的中年儿女穿行于地铁中乞讨的老人，那些扛着装满废品的编织袋从都市中悄悄穿过的老人，或许都有着类似的故事。

    但如果不是一个记者在城市的角落里跟拍他们一天，我并不会知道，那些皱巴巴的零钱是怎样被一张张捋平，再被10张、10张地叠成一摞，与米粥、黄瓜和馒头一起摆在租住小屋的地上。

    我也不会知道，那位年老的花旦过着怎样整日忧愁、疲劳的生活。

    而短片的名字就叫做，暮年的价钱。

    暮年的死亡

    几乎没什么人知道李宝林真正的样子，尽管他留给了这个国家一张惨烈的照片。

    照片里，这个大庆老人呈90度俯趴在一个挖掘机的平台上，摇臂巨大的铁钩死死卡住他的后腰。这就是他死时最后的姿势。

    老伴于淑云告诉前去采访的记者，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15年，还养了一百多头猪。但过去的时间和家业，并不能保证未来他们还能安安稳稳地生活在这里。现在大庆综合环境整治，全市都在考虑拆除无产权建筑。尽管不知道自己房子是不是违建，李宝林还是签下了一份“自拆协议书”。

    随后，挖掘机来了。李宝林站在它前面，可能是想挡一挡什么，但事实上，他什么也没挡住，几乎“一瞬间的事儿”，他被拍倒在那里，然后死亡。紧接着，司机从驾驶室内探出头去，头却卡死在仍旧继续移动的铁钩和车之间，也当场死亡。

    李宝林不是因拆迁死在自家门口的第一人，人们也无从预料，未来是否还会有人以同样血淋淋的方式死去。有关部门回应，肇事的挖掘机和他们没有关系，至于有什么依据认定李家的房子违建，他们只是“本着市里的精神来做这件事情”，而且“不管这个和我们有没有关，我们对你们表示同情。”

    人们常说，生为徭役，死为休息。但在如今，我不敢这样说。那个惨死的老人最终会被遗忘，在那片被拆迁的土地上，暮年的死亡是一笔糊涂账。

    暮年的力量

    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年90岁了，或者更老一些，你会想在未来的日子里做点什么？

    选择当然有很多，但在以五个欧洲老人为主角的纪录片《金秋》中，他们最大的梦想却是在一场高水平的运动会里取得金牌。

    没错，他们已经很老了。一位90多岁的跳高运动员郁闷地发现自己的身高正在逐年缩水，而另一位年龄不相上下的铁饼运动员在填写参赛表格时不得不开始使用放大镜。不过，他们依然费劲而认真地进行每项训练——从举哑铃，到引体向上，包括在跳高训练时“砰砰”地摔在软垫上。

    “谁会愿意被认为是个老太太？”那位铁饼运动员不屑一顾地耸耸肩，“反正绝不会是我。”

    当然不会是她，在芬兰参加老年人田径的最高赛事“世界户外大师田径锦标赛”时，这位意大利女士虽然摘掉了精致的耳环，却没有忘记涂上橙色的唇膏，并且戴上一顶漂亮的遮阳帽。

    对这些运动员们来说，生命只是刚刚走到最好的时刻——金色的秋天。而他们目标远大，每个人都希望为自己的储藏柜再添几枚金牌。“我是一名运动员。”他们充满自信地说，“快100岁了？我怎么完全没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