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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地方官员选拔过程中存在“萝卜招聘”和“官场勾兑”等违规现象。2012年4月，被网友戏称为“湘潭神女”、工作仅1年零7个月而即将担任湘潭市岳塘区发改局副局长的王茜，在干部任前公示期间未能逃过公众质疑，最终被相关部门调查确实违规。
为什么年仅20多岁就能被破格提拔，是否因为“家庭背景”才被提拔？近年来，每有年轻干部被破格提拔任用，或者晋升者的年龄与公众的传统印象不一致，质疑的声音几乎都要伴随而至。
2012年1月，生于1989年的清华大学毕业生焦三牛，工作半年后被甘肃省武威市拟任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被舆论惊呼为“火箭式”升迁。
在2011年地方换届中，甘肃灵台出现时年28岁的县长，湖北通山、江陵都出现了时年31岁的女县长，这些年轻干部的升迁也引来争议。
2011年年底，29岁的河北省馆陶县代县长闫宁在质疑声中辞职。他在辞呈中称，由于任职以后引起社会持续不断的关注，他的心理和精神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周森锋”这个名字一度成为公众在讨论年轻干部提拔任用时的热词。2009年，时年29岁出任宜城市市长的周森锋被称为“最年轻市长”。一时间，质疑声像洪水一样涌向这位80后官员。公众首先怀疑年轻的周森锋是否有 “背景”，一些网友还对周森锋进行了一番“人肉搜索”，调查他的家庭情况，对其在清华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也不放过。两年后，“拟交流提拔任职”的消息一经公布，质疑声再次出现，不少人在网络上发问“当市长两年再获提拔是否合乎常理”。
事实上，从中央部署和地方干部选拔任用实践来看，“加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力度”已成为领导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趋势。
2009年2月，中央制定下发《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对新一轮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进行部署，这也是中央首次制定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当年3月，中组部下发《关于加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
从2008年开始，吉林、四川、湖北等省陆续开始实施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的各类“工程”。北京、广东等地也在探索年轻干部选用机制创新。
然而，在各地开始为优秀年轻干部成长开辟“快车道”的同时，年轻干部提拔任用屡受质疑也成为不能忽视的现象。为何公众总是“习惯性”地质疑年轻官员及其选拔任用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祁凡骅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众对年轻官员提拔任用的质疑背后，是对“以往选拔任用制度不充分信任”，“官员任用中存在的一些暗箱操作、权力寻租和裙带关系现象造成的负面效应太大，公众容易形成以部分代替整体的印象，即使是有能力和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也可能被质疑”。
除了因为“对以往选拔任用制度不充分信任”而产生质疑，有学者认为，公众还未“做好接受年轻官员的心理准备”。
“一些新提拔的官员刚走出校门就被委以重任，在‘成才周期被延长’、社会流动渠道并不十分通畅的当下，强烈的对比让普通民众很难对这种现象给以支持。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公众看来，‘掌舵人’的挑选应该更多从资历、经验和能力上来衡量，‘老成持重’是人们对官员的普遍印象。”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吴晓林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制度设计和执行还存在不足的情况下，祁凡骅表示，公众“质疑”是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社会监督。不过，尽可能地减少质疑，形成有利于领导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共识，也是当下面临的“课题”。
那么，如何才能让公众对年轻干部选拔和升迁少一些质疑，多一些信任？
在参与过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公务员能力建设研究”的祁凡骅看来，建立起“公认的领导干部能力标准”对于减少公众对年轻干部选拔任用的质疑尤为必要。“标准明确，大家才信服。什么职务应该有怎样的能力标准，必须很清楚。目前资历标准很明确，但是能力标准不清晰。一般破格提拔不是按资历来看，那么能力标准又是什么？”
吴晓林认为，选拔年轻干部要从“人选人”、“部门选人”走向“制度选人”，“谁符合条件谁上，什么时候符合条件什么时候上，而非一时、一地的政策”。
对于公众总是带着怀疑眼光来看待“脱颖而出”的年轻干部时的“不信任感”，祁凡骅认为，干部选拔任用应该增加“透明度”。“任用制度的公开需要进一步推进，而且是要从结果公开走向过程公开。”祁凡骅说，“要肯定的是，领导干部任用已经迈出公开的步子，没有第一步的公开也就没有质疑，但还需要走得更远。”
在吴晓林看来，选拔年轻干部要从特定时期的“个别安排”，走向长远布局的“总体安排”。“对于年轻官员的培养、选拔，要有总体安排，包括合理选人、定点跟踪、基层历练、连续考核、民意调研等全程的培养环节，都要有前期的制度性规划。”
“年轻干部本身要过硬，经得起质疑。对年轻干部的提拔要用素质能力说话。最重要的，还是选拔任用程序的公正和公开。”吴晓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