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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药养医”制度下，儿科医生收入偏低。一个“小毛头”用一支先锋六号可以打3天，但如果是成人，一次就可以打6支。
儿科是医患关系的“重灾区”。一个孩子生病，最夸张时有6个人同时在医院里陪伴，很容易产生矛盾。
我国每千名儿童的儿科医生数约为0.26，这意味着，每个儿科医生要照顾近4000名儿童，而在德国和美国，这一数字分别是300和400。
由于长期的医生短缺，儿科“病”了。这一次重新揭开伤疤的，是一份只有44个字连带两个叹号的告示。
“不管你是发烧、拉肚子、咳嗽或者是手足口病，都要等6到8个小时！如果你能等，就挂号，不能等请去其他医院！”
5月19日上午，一张写有如上内容的纸片贴在深圳儿童医院4号挂号窗口的玻璃上，并被患儿家属拍下来，上传到微博上。这家深圳市唯一的儿童医院在“八毛门”事件过后，又陷入新一轮舆论风波。
一家媒体根据医院当天的监控录像，还原了那个早晨发生的事情：挂号台一名小伙子和一个排队的患者之间发生争吵，而且“被骂了”，10分钟后，他在一张纸片上写了几行字，贴在窗口上。
这份被称为“霸气逐客令”的手写告示只有短短7行，却激活了人们沉积多年、对各自所在城市的儿童医院不太美好的回忆。一位网友写道：“只要你去过儿童医院，真的就会理解这个‘逐客令’了，漫长的等待、人山人海、充斥着小孩子屎尿味、根本不流通的空气……”
但在深圳儿童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看来，那份告示的语气虽然冷淡，讲的却是事实。据媒体报道，进入5月以来，这家医院日均接收患者4900人次，超过就诊容量的一倍。
供需矛盾紧张的，不仅是深圳一地。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在200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千名儿童的儿科医生数约为0.26，这意味着，每个儿科医生要照顾近4000名儿童，而在德国和美国，这一数字分别是300和400。
当家长们在医院的走廊中，释放着等待的怒气时，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对手并不是医生，而是一场死死拖住儿科的“慢性病”。
医生从医院大门接踵而出，患儿却在不断地涌进医院大门
当深圳儿童医院陷入舆论风波时，首都儿科研究所（以下简称“儿研所”）所长罗毅正在考虑启动第三轮招聘，因为3个月过去了，距离50名儿科医生的人才储备计划，还有空缺。
北京仅有的两所儿童医院承载了全市近一半的儿科门诊量。儿研所就是其中之一，每天接待近6000人次的门诊量。按照儿研所4月份的统计数据，每天上午就诊的病人接近3000人。如果要满足这些患者的需求，到底需要多少医生同时出诊？
罗毅举了个例子，假设有75名医生同时出诊，接纳这3000病人，这些医生必须一刻不能停歇，每位医生才能在上午的4个小时内看完40个门诊病人。
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挂上号的小患者排在第36位，这意味着他要在走廊里等3.5小时才能看上病，但在儿科医生短缺的情况下，即使看上病，他也只有6分钟的时间。
如果满足患者家属的要求，每个人和医生相处的时间再“奢侈”地增加4分钟，这意味着36号小朋友想要看上病，只能等到下午。
每一天，“36号”的抱怨就这样在医院里重复着。有人曾不解地问罗毅：“怎么不多派点医生同时出诊？”但据罗毅介绍，儿研所现有医生256人，而其中一些医生还要负责住院病房医疗、值班、科研、教学等工作，不可能全部用于门诊。
为缓解供需矛盾，儿研所从今年开始增加了招聘名额。然而在2月份第一轮招聘中，只招到20人。第二轮招聘，符合面试条件的有31人，而真正面试时只来了26人——即使他们全部通过，也没有完成50人的招聘计划。
“面对患儿就医需求，目前儿科医生的数量远远不够。”罗毅说，“儿科医生不是当前大多数医学院毕业生的首选志愿，主要有三个原因：工作量大、工作风险大、收入低。”
通常来说，公立医院的收入结构主要包括政府拨款、医院所提供的服务价格以及药品收入三部分。但在罗毅的观察中，在政府投入不足、服务价格相对低廉的情况下，药品收入成为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以药养医”。然而，儿童医院、儿科诊室在这方面却存在着天然劣势。
“儿科的用药量按公斤体重来计算。一个‘小毛头’用一支先锋六号可以打3天，上、下午各注射一次，但如果是成人，一次就可以打6支。”上海医学博士杨文（化名）说。
“医院都是按收入减去成本，算科室的营利，然后再按一定比例给医生发奖金。儿科永远落后于任何成人科室。同等资历比，我们比拍X光照片的收入都要低。”杨文说。
看清这一点后，这个喜欢儿科的年轻人在36岁时从上海某三甲医院辞职，转行去卖保险。选择离开的并不只有她一人。这些年来，她所在的科室几乎换了一圈人，有人转了科室，有人转行，去做医药代表。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珊曾说，几乎每个月都要讨论儿科医生提出的辞职申请，其他科室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流失率。
医生从医院大门接踵而出，患儿却在不断地涌进医院大门。按照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7年的推断，新中国成立后第四次人口出生小高峰已经到来。
“这是一个悖论。现在全国各个家庭都非常重视孩子，但实际的医疗状况，却不一定是这样。”杨文说。
以前是分数好的人才能考进儿科系，现在是没地方去了，那就做做儿科医生吧
在59岁的洪建国印象中，儿科医生也有风光的时候。
这位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主任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儿科系的录取分数比普通医疗系还高，而且儿科系要念6年，比医疗系还多1年。
“以前是分数好的人才能考进儿科系，现在是没地方去了，又要在上海找个做医生的工作，那就做做儿科医生吧。”他有些无奈。
洪建国所在的医院前身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曾是最早开设儿科医学专业的四所院校之一。然而在1999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儿科系被取消了。据统计，此后十余年，全国儿科医生的数量只增加了5000人。
“如果有这个系，学生报考的时候就考虑到自己的职业发展，以后做儿科医生的可能性就大多了，而且职业的忠诚度也会比较高。但现在普通医学系出来的学生，最不愿意干的就是儿科。研究生很少人选报儿科，很多念儿科的都是调剂过来的。”洪建国说。
今年，来实习的40多个学生中有两个立志做儿科医生，这在洪建国的科室里都成了新闻。
被甩下的，不仅仅是高校里的儿科系，还有综合医院里的儿科。
有媒体观察，2000年后，综合性医院儿科萎缩的趋势非常明显，有的医院缩减儿科病床，有的则干脆撤销了儿科。因为医院的运转主要靠自身创收，而儿科经济效益差，运转成本却并不比成人科室低，若总是需要医院“照顾”甚至“贴钱”，很可能被综合性医院“舍弃”。
根据北京市卫生局2010年的统计，当年83所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开设儿科门诊及病房的仅38所，不足综合医院数量的一半。就诊压力几乎全部转移到儿童医院身上。
“在综合医院里，儿科成了鸡肋。三甲医院没有儿科不行，成不了三甲医院，但儿科地位又不高，好像被人看不起一样。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奖金分配方面，每次分奖金的时候我们主任都要去争取，吵啊、搞啊。”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说，进儿科的很多人是由医院强行分配来的。
不仅如此，医患关系在儿科显得更加紧张。洪建国说，一个孩子生病，最夸张的时候有6个人同时在医院里陪伴。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很容易产生矛盾。有时，孩子要打静脉针，因为胳膊细，护士扎了两针没扎进去，家长的手就扬起来了。
“在美国，儿科医生的收入也比较低，但社会地位比成人科还要高。”洪建国说。他还记得一次去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签证官故意刁难。“你这样设障碍没有道理的，我一个儿科医生……”洪建国还没说完，签证官听到“儿科医生”几个字，马上站起来给他道歉。
一个医生从开始培养到能够独当一面，至少需要15年
2010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工作的通知》出台，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务必在2011年年底前全部恢复儿科门诊和病房建设。然而，新恢复的儿科门诊由于常年缺少医生，不仅门诊量不大，有的还与其他科室捆绑在一起。曾有医院找到儿研所，提出能不能带一带他们的医生。
此外，北京市卫生局还计划在城东打造一个能提供更多诊疗服务的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那里将可以容纳1000张床位。罗毅认为，从现在就要开始人才储备的工作。
“一个医学院毕业生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儿科医生，至少需要10年。目前全国性的儿科医生的短缺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太可能很快就得到解决。”他说。
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解决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罗毅认为，可以采取由儿童医院与妇幼保健院和社区医疗中心合作的方式分流患者，让那些患常见病的孩子，不用再跑到大型儿童医院就诊。如果遇到社区医院无法诊治的复杂疑难病症，也可以由社区医生为患者进行转诊预约。
上海交通大学准备在今年重新招收儿科专业的本科医学生，计划招生30个左右，培养真正喜欢儿科的医师。在洪建国的设想中，这将是一个解决儿科医生断层的机会，因为“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一定要有专科的儿科医生，才能更好地为儿童服务”。可他又担心，如果开放了这么多名额，报名的人还是没有，又该怎么办？
尽管如此，从医36年的他始终没有后悔当年选择了儿科系。
“我就是喜欢孩子，不觉得烦，孩子的哭声就像交响乐。”洪建国说。1950年代，只有5岁的他得了严重的脑膜炎，抽筋得厉害。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给他看病的那位医生，“人很好，一点儿也不可怕”，出院时他们还一起照了张相。
那时，高等医学院里的儿科系刚在新中国建立，那位儿科医生在小男孩心中留下了对这份职业最初的想象。
本报记者 王晶晶 陈倩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