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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我采访过中国大陆第一位藏族语言学博士，意西微萨·阿错，如今已是南开大学教授、知名的语言学家。以今天很多人的眼光来看，阿错在南开任教或许会遭歧视，他的“出身”有些寒酸。按照时下一些用人单位“非名校不要”、“学历查三代”的气概，阿错很可能求职受挫——这些雇主不但要求应聘者的最高学位是名校所授，对他们本科在哪里就读，也划出了壁垒分明的名校圈子。
阿错显然不属于这个圈子。这位四川的藏族牧民子弟，当年中考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康定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不通公路的乡村小学当教师。在小学任教8年，他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拿到了本科文凭。每次去康定参加自学考试，他都要“步行4天，再坐1天拖拉机，然后乘1天汽车”，一个来回大约10天。
后来阿错获得了西南师范大学哲学硕士和南开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他还记得第一次在南开上课的情景。坐在40多人的教室里，他心里很紧张，因为听说“南开的学生都很厉害”。
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阿错很快成了这些“很厉害”的学生中公认的厉害角色。
总有一些年轻人发问，自己没有名校学历“傍身”，会不会遭到歧视？我很想介绍他们多认识一些像阿错这样的人。
歧视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曾告诉我，一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录用高校毕业生的时候，有个条款叫“非211不要”。这是非常明显、极为恶劣的就业歧视，也成了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
而“211”毕业生也会遭遇歧视——另一些招聘方明确表示“非985不要”。“985”是39所得到最多支持的院校组成的“名校俱乐部”。
顾也力担心，就业歧视问题还影响了高校的招生，“倒逼”一些考取非重点高校的学生到高中复读，即使录取了也不去报到，非名校不上。
这些年，“考不上清华北大就复读”的极端事例我们不难听到。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表示，各高校的知名度和办学实力有差异，因此不同类型高校的学位证书含金量不同，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无论作为一名公民，还是名牌大学的校长，自己都从心里反对这种歧视。歧视的存在，“只能说这些单位的公民意识差，认知水平低”。
学历证书是纸质的，也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在新东方学校创始人俞敏洪看来，在人们取得成功的要素中，一纸文凭的含金量大约只占10％，其余90％靠的是个人努力、毅力以及经验等“软资质”。他常年与青年学生打交道，发现一些非名校大学生自卑外露，他们选择考研或出国有时只是为了换一张更有身价的文凭。
俞敏洪参加过3次高考，两次落榜，最后“意外”考到了北京大学。在北大，他的学习成绩一直排在全班最后几名。
说起高考落榜，另一位富豪、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也是有名的复读生。他考了3年，才被杭州师范学院录取为专科学生。如今很多人得知，他第一次高考时数学只考了1分。他的下属调侃说，哪所学校全世界最好？杭州师范学院！这家公司有很多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员工，但是“没办法，只能听杭师院的”。
马云曾回母校鼓励年轻的学生们说，其实学师范挺好的，师范类学生一般都有很强的沟通能力，“毛主席就是师范毕业的”。
在马云看来，高中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区别在于，本科生比高中生多做了四年模拟考题，硕士生、博士生又多做了几年——等到踏入社会的时候，这场真正的考试才刚刚开始。
其实，已经有很多事业有成人士的简历告诉我们，在人生真正的考试到来之前，文凭真的只是一张纸。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在个人履历里写得很清楚，他的最高学历是中专，安徽银行学校毕业，第一份工作是银行会计。而被厦门大学破格聘为教授的学者谢泳，是山西省晋中师专毕业生，最早做校报编辑，后来以独到的研究令学术界瞩目。更老一代的学者中，复旦大学名教授郭绍虞不但没上过大学，而且学历只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水平。如果看得更远一些，不要说从哈佛大学退学创业的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了，爱迪生几乎没上过学——在彪悍的人生面前，学历、名校出身什么的，简直都“弱爆了”。
本报记者 张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