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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当张俊龙决定从英国华威大学华威医学院回国，到位于苏州市的西交利物浦大学生物科学系任教的时候，他内心仍有顾虑。
张俊龙说：“从1994年起，我就一直在西方教育环境下学习和工作，已经熟悉和习惯了西方的生活与工作模式。回国之前，我担心自己能否再适应中国高校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
入职两年后，张俊龙说，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氛围跟国外很相似，“我们学校在很多方面，如学校的行政效率、运营体制等方面在国内都是独树一帜的，这些方面跟国外很接近，我很满意。”
“你们也太宠老师了”
高华是西交利物浦大学人力资源办公室外事组的员工，她依然记得上班第一天的情形：“办公室里电话频频响起、同事们脚步急促，行色匆匆，如同一场紧张而又令人奋进的命运交响曲。”
出乎意料的忙碌和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彻底颠覆了她印象中高校行政部门员工“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怡然自得。
“所有的老师到达西交利物浦大学的第一站都是人力资源办公室，我们就是服务老师的重要窗口。”入职半年后，高华逐渐适应了这种忙碌。西交利物浦大学面向全球招聘师资，申请者遍布世界各地，工作交流上不仅有时差的问题，还会遇到文化差异、国家外事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高华说，为了确保这所大学里最重要的“人物”能顺心顺意开展工作，他们制订了一套严密的工作流程：当老师走下飞机，接机人员已经在机场等候；当老师到达苏州，提前预订的公寓已经可以随时入住；当老师到达学校，签署合同、领取办公室钥匙、办理大学教工卡及网络账号等一系列入职手续，几分钟内能搞定。
和高华一样，科研办公室的陈鑫之前在一所传统大学的出版社工作，来到西交利物浦大学首先要面对定位和心态上的挑战：原来的单位“官多”、“衙门多”，一个行政部门的小科员就可以发号施令，让老师们团团转。
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情况大不相同。陈鑫现在的工作是协助教师申报科研课题，这种在原来单位发通知、给意见、等着截止日期汇总上报材料的活儿，在新单位却没那么轻松。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教师来自世界各地，想要申请中国的科研基金和项目，会遇到不少困难。小到语言材料的翻译、申报表格的填报规范，大到科研项目的优先级别和国家的科研政策，都需要他和老师们逐一解释。
有时候，为了一个表格，陈鑫需要和老师们反复沟通，往来几十封邮件。“老师们有关科研的所有的困难和咨询，我们首先是邮件书面沟通，其次是电话沟通，如果还是不能解决肯定是要去登门拜访、解答的。”
从“管理者”到“服务者”，校园管理办公室耿逸琳也深切感受到这种巨大的不同。“我们的出发点永远不是‘便于管理’。”作为校园管理办公室的一员，耿逸琳的工作和师生打交道最多。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所有的教室、机房都向学生和老师开放，只要没课，学子们都可以用来自习、小组讨论和社团活动，自由开放，从无约束。而这些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往往会将教室里弄得天翻地覆。
“为了保证第二天正常上课，我们物业工作人员每天总是很早就要去教室里逐一巡视，检验机器设备，让座椅归位。”尽管工作量巨大，校园管理办公室却并不愿意用制度来惩罚学生。“我们设施使用规范和提示，从入学的时候就会告诉学生，也都会张贴到教室。学生的基本素质不错，我们反复的提醒和引导，往往就能让学生养成内在的良好习惯。”
让她记忆犹新的是，因为有不少教职工骑自行车上下班，英语语言中心的外籍老师希望在基础教学楼加装淋浴设备，这在施工和空间布局上都有相当难度，不过，校园管理办公室还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做完了这项工作。
当耿逸琳把这个故事讲给其他大学的朋友听时，朋友惊呼：你们也太“宠”老师了。
有行政体系而无“行政化”
服务到“宠”的程度，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著名管理学家席酉民教授对现代大学行政体系的定位。
在他的眼里学术体系的特征是自由活动、自由探索、静心研究，行政权力要利用权力和资源为学术活动创建和提供高效的支撑和服务，而不能成为领导者也不是管理者，学术体系与行政体系的共同目标是打造无形的、友好的、无缝链接的学习和研究平台以及多样、自由、互动、创新、合作的学术共同体。这意味着，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学生和老师成为主角，而行政员工甚至是学校领导则一同成为搭台的人。
众多来校取经的兄弟院校对西交利物浦大学行政构架图兴趣浓厚，官僚层级结构在这里被弃用，在这张由学术和行政机构网状连接形成的椭圆形构架图上找不到层级和隶属关系，教学院系、科研中心和行政平台之间没有直接的行政管理关系。
高校管理的行政化成为当前最为关注的改革问题，如何去行政化也成为实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一大难题。在席校长看来，传统高校之所以受到行政化问题的困扰，根源在于从上到下过分的以“项目制”而非“科学规范透明”的资源配置体系以及行政权力越权干涉学术事务：在现有的资源分配体制和学术干部任用体系下，高校里，拥有行政头衔的校、院、管理部门领导（大部分也是有造诣的学者）在项目申请和资源获取过程中占尽先机，社会也经常以行政级别看待其学术水平，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未恰当分离和互动，致使不少非常优秀的学者被或设法进入权力层，导致高校无处不在的行政化现象，学校争拼行政级别、教授争抢行政职位，“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不过，在“去行政化”的声浪中，席酉民校长也同时坚持自己的判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是高校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去行政化是不让行政权力无所不包，但不应将行政权力一棍子打死，而是应该在改革资源配置体制和大学治理结构的前提下，清晰界定二者的职责和关系，该由学术判断和决定的事情行政绝不越权。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涉及到学术判断和发展的事务，如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教师学术水平判断和升迁、学生升级及学术违纪处罚、具体的教学管理等事务均由专门的学术组织或委员会处理，行政权力不得干预。
但是，如果有师生认为学术组织或委员会处理有不公之处，他们可以向行政权力申诉。不过，这时候，行政权力也不能直接干预学术判断，行政系统人员只能通过考察学术权力决策所依据的事实是否成立，程序是否合法，对学术权力进行监督。如果事实成立，程序合法，行政权力必须全力支持学术权力的判断和独立性。
正因为清晰界定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边界及两者的权责，所以，西交利物浦大学有高效的行政体系而无“行政化”，所有职能部门的基本职责是向教学和科研系统提供周到服务，而不是任何权力部门，他们无权指挥和命令任何学术活动。
因兴趣和职业志向不同，教授或学者不会像传统高校那样追逐回归了支撑和服务职能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行政职位，然而却迎来了一批像高华、陈鑫和耿逸琳这样的专业化行政或支撑人员。20多岁、30出头的行政负责人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并不鲜见，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蔡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