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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情况，可采取举措分析；做思想工作，利用亲情来感化；找专业人员做工作；母亲陪伴，用时间来冲淡一切……断绝关系，自行承担一切后果。”这是一年前赵明峰（化名）在一张纸上写下的，用词和笔迹可以透露出内心的焦虑。
当时，他和母亲千辛万苦把陷入传销的妹妹解救出来，但没想到的是，妹妹不仅不感激他们，反而恨他们“断送了自己的美好前途”。
在那场和传销洗脑的拉锯战中，赵明峰和家人终归败下阵来，一个多月后，妹妹悄悄地离开，重新投入了传销的怀抱。
如今，深陷传销的妹妹成了全家人的心病。赵明峰困惑：面对被重度洗脑的传销参与人员，家人救出了人，却留不住他们的“心”，谁能帮助他们赢得这场思想争夺战？
被妹妹骗入传销
赵明峰来自陕西农村，是武汉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大四学生。1990年出生的妹妹则在2009年考入陕西一所高职，读的是现代文员专业。
2010年那个暑假，父母在福建打工。赵明峰没有回家，妹妹留在西安亲戚家的杂货铺里帮忙。那段时间，妹妹总是心不在焉，电话特别多，家里人一问就说是同学打来的。
2010年12月，赵明峰一连接到妹妹的好几个电话，说自己被学校安排到河南驻马店中级人民法院实习，请哥哥过去一趟帮忙考察一下工作环境。当时妹妹曾向亲戚家借过钱，亲戚曾给赵明峰打来电话，提出妹妹有点不对劲，可能在做传销。
因为担心妹妹的安全，赵明峰决定过去看一下，并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查阅了当地法院的位置、从火车站去的路线等。他还买了一个口罩，准备到站后先隐藏起来偷偷观察妹妹和谁来接站。
晚上9点多钟，赵明峰到了驻马店火车站。在途中一直发短信询问他到哪儿的妹妹却没有出现在车站。等了好长时间，妹妹才和一个女孩一起来了。当时，妹妹穿着个旧棉袄，不像在法院实习的样子。一年多时间没见过妹妹，他为妹妹花了300多元买了衣服和好吃的零食。
三人在旁边的一家餐馆吃饭，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妹妹进入传销后吃到的最丰盛的一餐。吃完饭后，三人打了一辆的士，七拐八拐地来到了一户农家小院。进了铁大门，上了二楼，看到里面有七八个人。
由于有思想准备，他不动声色。里面的小头目开始和他神侃证券、股票、房地产，分析中国最新的经济环境。那天晚上，他被一左一右夹在中间睡觉，一夜无眠。他偷偷地将重要的证件贴身带着，把一张百元人民币磨出了一个洞，用毛衣的线穿过绑在了胳膊上，并把银行卡偷偷地折断了。
“渐渐地喜欢上他们所说的东西”
赵明峰总共在里面待了28天。那28天，除了睡觉外，他一直在被做思想工作。事后，他总结了里面用的各种洗脑方法。
首先是情感收买：在租住的“家”里，每天晚上，成员间互相帮忙洗脚。每天早上5点30分起床，两分钟内穿好衣服，然后大家在客厅见面，互相握手问候，九十度鞠躬，然后快速分配好任务。有人负责择菜，有人负责打扫院子，就连早上洗漱的时候，也有人负责挤好牙膏、递上毛巾。
吃饭的时候，虽然吃得很差——连叶子都少见的白菜汤加不限量的米饭，但架势却很足。“领导”坐在对着门的一头，其他人分列两排。饭菜端上来，大家之间还要推让一番。饭前甚至有类似祷告的仪式，吃饭过程中，还有人讲笑话“佐餐”。饭菜必须吃完，自己吃不完可以找其他人代吃。平时除了上课外，大家围坐在一起唱歌、做游戏，关系表现得亲密无间，“比大学同学间的关系还好”。
旁人不停地鼓励他：“上了这趟车，只要你中途不下车，车头（指大头目）到站，车尾一定会到站。”
其次是价值观重建：所谓的“孝道”是传销者经常使用的“心理武器”。他们宣称中华民族以孝道为大，子女必须要孝顺，不能让父母过上好生活就是不孝、不负责任的儿子。
他经常被骂“猪脑子”：“人家农民考察两三天，就看清了行业的伟大前景，你一个大学生还看不清楚。”
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利益刺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大人物“大驾光临”，当场发工资。赵明峰遇到的“大人物”是一男一女，都是25岁左右的样子，男的西装革履，女的挎着名牌包，打扮得很时尚。“大人物”除了现身说法讲述自己以前如何困难、加入传销后如何成功的励志故事外，就是给发展下线成功的人发工资。每次号称发放十几万元。出出进进，“大人物”的身边总有十几个“小领导”追随左右，相当风光。
当有一天， 赵明峰发现自己“渐渐地喜欢上他们所说的东西”的时候，他意识到了危险。虽然里面宣称来去自由，除了妹妹把他手机骗走外没有强行搜身，但事实上他还是被拘禁了起来，很难脱身。他观察到交了钱之后，成为老人，监控就没有那么严格了。
他迫切地想返回学校。为了让对方放松警惕，他交了2800元，终于“考察合格”。他不仅拿回了手机，上厕所再也没有人跟着了。
他犹豫再三，给妈妈发了一个短信，告诉她自己陷入了传销。碰到有人问起，他就说：“我在邀约同学。”
没想到妹妹对他说：“哥，这几天妈妈会来驻马店，你小心不要让她找到咱们。”他被转移到附近的另一个“家”，但他没有慌张，通过窗户仔细地观察周围的特征，包括对面小院门上贴的春联。根据他的短信内容，母亲在两个民警的陪同下找上门来。
“还有想走的吗？”民警问。一个自称来自西安某大学的女孩说自己要走，但临走前，她又说不走了。民警就带着他离开了。而等他想起去解救妹妹的时候，妹妹已经被转移走了。
据他观察，被拉入传销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离开的时候，有个自称刚从武汉某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刚被朋友叫了过去，对方感叹：“你们这里好温馨啊。”赵明峰心想，完了，这个人肯定要陷进去。
其原因除了传销展望的美好前景外，也和现实压力有关。现在大学生到处一大把，毕业了找不到工作。而这个行业，即使有风险，也是值得的。传销组织者模糊其非法性，宣称“对我们这个行业，国家既没点头也没有摇头”，好比抓住“黄灯”的一瞬间，就可以发大财。
在封闭的环境中，通过各种洗脑，人的价值观慢慢地发生偏移。后期，赵明峰开始通过默诵其他的内容来抵消各种大课、小课、单独辅导的各种洗脑。
一场失败的争夺战
2011年年初，他和母亲决心再次来到驻马店解救妹妹。因为妹妹被转移走了，他和母亲在大街上找，犹如大海捞针似的，毫无进展。
后来他改变方式，在他曾住过的地方附近转悠。28天的传销亲历让赵明峰练出了一个本领——在大街上就能看出来谁是做传销的。他偷偷地跟踪这些人，看看能否找到熟面孔。他们还遇到一家从安徽安庆来这里找孩子的。有一天，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熟面孔，他推测妹妹也在同一个地方。
锁定目标后，他带着民警上门，开始里面的人不开门，最后看实在躲不过去，开了门。里面正在包饺子，母亲一眼看到穿着红袄的妹妹，赶紧扯到自己身边，但妹妹并不愿意跟着他们走。
因为担心对方来抢人，他让母亲陪着妹妹留在派出所。他取来放在旅店的行李，买好了火车票，一刻也不敢停留，三人赶紧赶到了火车站。到了候车室，看到周围人很多，他略微放了心，拿着3个苹果去洗。
水龙头刚打开，他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母亲用方言在喊：“把她拉住。”他把手头东西一丢，跑回候车室，妹妹已经不见了身影，他赶紧朝出口追去。由于跑得太急，他一跤摔出四五米远，眼镜掉在了地上，他站起来继续追，突然有个人把他抱住，说你眼镜掉了，他回头一看正是妹妹所在屋的小头目。他掏出准备好的弹簧刀，架在对方的脖子上：“放手。”对方一惊，松开了手。
此时对方叫来的出租车已经守在了门口，妹妹的一只脚已经踏进车门。这时，母亲赶了上来，一把将妹妹抱住。他大声地喊道：“你们这些搞传销的，人都出来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看到周围的人开始围过来，对方终于放弃了。而他返回候车室才发现，自己的手伤了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
他和母亲把妹妹带到了武汉，后来又回到陕西老家。由于害怕被妹妹骗的人的家属找上门来，他们只能待在外婆家。10多天后，他们又回到武汉，为了便于感化妹妹，他为母亲和妹妹在学校附近的酒店找了工作。
没想到人虽然回来了，妹妹的心却留在了那里。因为恨哥哥耽误了自己的“美好前途”，她基本不和哥哥说话。他想了很多办法，家里的亲戚也轮番上阵劝说妹妹，但都没有效果。
赵明峰还试图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他从网上得知中国反传销协会可以帮忙教育被传销洗脑的人，便打电话过去询问，对方表示需要他和家人承担来回的飞机票和酒店住宿费用。而为了找妹妹，他们家前前后后已经花掉了近万元，再也负担不起这笔费用，只好作罢。
本来他寄希望母亲的亲情陪伴和说服可以挽回妹妹的心，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妹妹还是悄悄地走了，从此家人再也没见过她。
这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时常念叨着“还得把妹妹找回来啊。”而赵明峰处于深深的无奈中：再次找回来，思想不转变，还不是白找？
本报武汉6月7日电
本报记者 甘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