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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家庭已经在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用脚投票”，2009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有84万人弃考，占总数的近1/10。有数据显示，这84万名弃考生中有21.1%的学生选择留学。
2010～2011学年，中国留美学生总数达到15.7万余人，比上一学年激增23%，中国已超过印度成为美国海外留学生最大来源国。
优秀学生的流失尤其显著。2011年，北京4名高考状元全部选择香港高校。同年香港大学录取的17名状元中，包括11名省级状元和6名市级状元。
与出国留学潮相呼应的是，国内中外合作办学呈风起云涌之势。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光上海就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39个，合作办学项目181个。
然而，中国的家庭“用脚投票”的同时，国内高校却仍然因为行政化、官僚化、衙门化、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等流弊，使得声誉一直未能得到大的改观。
中国高等教育该作出怎么样的改变，才能挽回声誉，重拾信心？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一直声称要以办学实践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教授。
席酉民是管理学专家，曾担任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数年，也在西安交通大学做过10年副校长。自执掌西交利物浦大学后，他一直致力于建立责权利清晰、运行高效的大学治理模式，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大学的坚定批评者。
“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不过是为了让大学回归教育的本质，探路网络化和国际化环境下的新大学。”席酉民这样总结他的观点。
学术权力臣服于行政权力 传统大学难出教育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一直强调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办学要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您对中国传统高校有何看法？
席酉民（以下简称“席”）：传统大学有两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是资源配置的问题，二是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落实问题。
资源配置指钱如何从国家到教育部再到学校和师生的教学科研活动上，应该说现在过大比例的经费以项目制配置导致了众多问题：
第一，虚耗了大学领导和教授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应付一个个项目，领导和骨干教师们把大量时间和心思花在了制造项目、跑关系、填表、答辩等活动上，无暇考虑教育改革、教学科研深化。为了得到项目，甚至包装和弄虚作假。
第二，校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界限不清，资源配置中过强的行政介入强化了大学的行政化体系，因权力影响资源配置，不少高水平教授乐于进入行政体系，进而导致每个项目投资大部分落入院长、副校长、校长、院士们的学术团队，这又进一步强化了高校行政权力的低位，造成学术权力臣服于行政权力的格局。
第三，过强地依赖项目制而不是规范透明的机制配置资源也影响了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生，一是因为项目设置评审验收等诱导了短期行为甚或扭曲了科研行为，浮躁、急功近利之风盛行，使不少学者忙于争取项目和应付；二是科研特别是大学科研应强调兴趣导向，过分的项目制容易造成学术泡沫。
大学办学自主权的缺乏不是说现在大学书记和校长权力不大，而是说应该归于大学自主决策的事项没有交给大学，如招生指标、专业设置、教师职称、学位授予等权力尚未完全回归大学。
就招生而言，招多少学生和设置哪些专业学校应有权决定，但现在指标要批，像我校为解决中国学生选择专业的盲目性，给学生一年时间了解自己和专业，在一年后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专业，但目前的招生制度必须在高考时把每一个学生招到某一个专业里。
再如，各校间教授和学位水平差异很大，应赋予各校学术职务和学位授予制度，让市场竞争提升大学品牌意识，但我们目前实行的依然是名义上的国家教授和学位。
记：现在的一个普遍感觉是，传统大学很难再出教育家。请问是什么在阻碍？
席：理论上讲，传统大学还没有从政府附属机构完全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例如，国立大学现在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大学组织法，尽管教育部安排大学制订章程，但在没有法律基础的情况下，大学很难形成自主和强烈的探索及品牌意识；另外，因无严谨的法律规范，传统大学领导团队的责权利界定不清晰，在很多高校，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的责任及权力缺乏明晰界定，他们领导学校的成效往往取决于相互之间关系的融洽程度，实际上却经常因权限不明确而产生内耗。
我国从学术出色者中选拔领导的传统无可厚非，但现代高校，只有学术远远无法驾驭，校领导岗位除学术造诣外，更强调领导才能、管理经验、治理能力。许多校领导上来之前，一直埋首于科研，缺乏必要的管理经验和训练。他们当了校领导之后，既做不好科研，又管不好学校。
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复杂机构，无论是教育和学术发展，还是外部资源争取和市场竞争，抑或理顺内部管理机制，都有其内在规律和规范，都需要站在哲学、社会、教育、科技、管理等高度研究和探索，如果校领导和学校主要教授学者只是沉浸在浮躁氛围里、走在跑项目的路途上，教育家怎么能诞生？
“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 学术与行政应并行不悖
记：大学是以学术活动为中心，行政体系的职能是支持和服务，行政体系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为学术活动创建高效便捷的支撑服务体系。但是现在看来，高校行政化倾向非常明显。您如何看待高校“去行政化”的问题？
席：首先要界定一个概念，就是“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行政权力是现代大学运行的重要支撑，有效的大学运行离不开行政权力。因此，准确地说，应该是大学要明确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边界，让两者各归其位，把学术判断交给学术权力，把学术支持交给行政权力，并使二者有效互动。传统大学的问题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界限不清、干涉太大。
在高校治理中，首先要清晰界定哪些属于学术权力，哪些属于行政权力，然后明确制度和流程，以此保证各自权力的有效实施，并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协调与监督关系。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涉及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违纪处罚等事务均由专门的学术组织处理，行政权力不得干预。但是，如果有人对学术组织的处理结果不满，他们可以向行政权力申诉。但行政权力只考察学术权力决策所依据的事实和程序，如果事实成立，程序合法，行政权力将驳回申诉，并不干预学术权力的判断和独立性。
正因为清晰界定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边界及两者的权责，所以在我校学术与行政实现了相互协调、并行不悖地运行。
反思教育和校园价值让大学回归教育本质
记：当前的高等教育广受诟病，大学与大学的轨道背道而驰，您觉得大学应该如何回归？
席：要让大学回归教育本质，就是要让事物以它本来的面目出现，不要被扭曲和异化。
大学最重要的工作是知识的传承和创造，知识的传承是培养人，知识的创造是科学研究。在现代环境下如何育人和研究是一个很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甚至新世纪的大学的价值、意义、形式都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义。
清华大学民国时期的校长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认为教师是教育之本。现代许多大学校长会说，大楼和校园也很重要，所以建设了很多大而豪华的校舍。而在我看来，网络环境和国际化使得知识的学习和传播非常容易，大师和大楼虽然重要，但其在好大学创办中的相对地位在降低，现代大学需要反思其育人理念和哲学，造就一种整合世界教育资源和支持教授和学生参与国际教学及科研活动的友好平台和支持系统，营造有利于造就有素养、有能力、有知识参与国际竞争的世界公民的大学文化。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我们看重的是如何将平均来说高考成绩一般（过高考一本线不多）的学生培养成不一般的世界公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转化过程，通过大学理念、支撑平台、文化氛围、教学相长、学校引导，把学生从孩子转变成年轻的成人、从被动学习转变成主动学习、从盲目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从而释放师生的潜力和能量，实现以学生健康成长为根本、以学习为中心、以兴趣为导向的大学环境。这样，师生会专心致志地互相砥砺，心无旁骛地切磋琢磨，学生毕业时，既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拥有独立人格、责任、视野和境界。
我觉得，国内大学要回归教育本质，必须从资源配置和大学治理上让大学宁静下来，专注于教学和科研。否则，浮躁的氛围，学术的泡沫，学术的腐败，一定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大学教育仍会被异化，学生培养质量仍然堪忧。
记：从学生长远发展来说，学生该如何面对和怎样度过大学生活？
席：中国社会成功观念的单一化及社会选拔体制的趋同化导致教育的严重应试倾向，学生将十几年青春花在不断练习、死记硬背、考好成绩、进入名校的厮杀中，扼杀了学生的兴趣和创新精神，导致高中毕业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挑战精神。很多学生进了大学，虽然生理年龄成熟，但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严重不成熟。
作为大学，我们鼓励学生将入学看成自己的成人日，从此学习自立，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告别那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依赖习惯；同时，帮助学生树立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遇到问题首先是自己设法去解决；另外，发现人生兴趣，大胆梦想，规划未来，释放自己的潜力和能量；进一步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能力和挑战精神，挑战已有知识和权威，大胆创新；还要鼓励他们学会合作。训练执行能力和成就一番事业的能力。
为此西交利物浦大学建立了4个导师体系和全方位的服务支撑体系，帮助学生完成转型。
进了西交利物浦大学后，学生是不分班的，很多学生不理解，家长更不理解。他们觉得，没有了班级，就没有集体的温暖，失去了组织，其实中国学生从内心深处一直有被管、被控制的服从意识。但我们强调学术社区和多元互动，打破行政班级的概念，让学生接触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同学和老师，再加上各种社团和俱乐部活动，不仅形成学术上的相互碰撞，更形成更加多样的同学和同伴，用现代术语讲就是多姿多彩的社会网络。
记：中外合作办学能促使国内传统大学作出改变吗？
席：现在社会对国内大学的怨言和怀疑很多，说明现行教育体系需要改进的地方也很多，也表明中国大学改革的空间很大。
中外合作办学是在中国高等教育这池水里放了几条不同的鱼而已，究竟是不是鲇鱼，还取决于这些大学办学的成效。只有真正办出了水平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探索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模式，才能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西交利物浦大学6年多的实践在国内外已经形成一定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相信，随着一系列新模式、新架构高校的出现，以及它们对生源的争夺和对社会的冲击，国内传统大学不可能不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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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铁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