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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香港回归祖国即将迎来15周年庆。今日起，本报开设“新香港 新坐标”专栏，聚焦过去15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创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成果。
15年来，背靠祖国的香港持续繁荣，国家认同日益增长。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观察香港，而香港最重要的资产又是什么？本报记者赴港采访，近距离观察香港的变与不变，观察香港如何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观察香港人引以为荣的法治如何影响这座城市，观察香港如何稳步推进民主进程，观察香港特区政府如何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机构之一，也观察香港人对于未来的展望，观察他们如何捍卫香港这座城市的核心价值，并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力图细致地呈现香港的经济与社会、官员与百姓，并从中找到民主、法治、廉洁、自由等价值。这些价值，汇入“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政治创举，从而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强有力的资源。
我们相信，从“东方之珠”的故事里所能阅读到的文明属性，从这个城市15年来巨细变迁中体现出的恒定价值，不仅属于香港，更属于中国。
“好吧，我们错了。”国际权威财经杂志《财富》开门见山地写道。
时间回到1995年6月26日。那一天，当期美国《财富》杂志出版，封面报道的题目是“香港之死”。黑色粗体的“DEATH”赫然印在杂志封面，作者路易斯·克拉尔用“玩完了”概括这座城市的未来。
2007年，同一本杂志，另一位特约撰稿人谢里丹·普拉索写下了题为“噢！香港根本没有死”的评论文章。她并不同意《财富》此前的预测，新的预测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将会持续繁荣”。
如今，香港回归将满15年。
在香港特区政府新总部大楼里，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他用“充满希望、充满骄傲”评价香港的发展。
2012年，香港连续第18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2012年，香港连续第二年以满分荣登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榜首。
2012年，香港在世界银行对183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排名中位居次席。
不久前刚刚当选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的梁振英也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信心：“回归的15年，不仅是法理上的回归，更是人心上的回归。”
梁振英回忆起，1988年他作为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曾到各区听取意见。在九龙公共屋邨，老街坊们盯着这位34岁的年轻人问：“不用多讲，你只回答我一个问题，1997年7月1日我下楼买第一份早餐，用什么钞票？”
梁振英告诉他们说，港币会继续流通。
“年轻人，日本打香港的时候你没出生，1949年的时候你也没出生。告诉你，政权一换，第一个事情就是换钞票。”一些老人这样说。
梁振英试图向街坊们解释，中国银行会发行港币。
当即便有人接茬道：“中国银行发钞，鬼要！”
后来，梁振英特意保留了一张回归前中国银行（香港）发行的百元港钞。如今，港元与人民币汇率保持各自独立，已成为“一国两制”的重要体现之一。而不久前彭博社发布的全球最稳健银行排名中，中国银行（香港）名列全球第二位、香港第一位。
在梁振英看来，这个小故事便足以说明“一国两制”的创造性与可行性。
事实上，就在2011年3月，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将港澳单独成章，进一步明确了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而新当选特首的梁振英也再三承诺：“上任后香港人今日所享受的权利，绝不会改变。”
某种意义上，香港的确没有变。驾驶汽车依然右舵左行；黄大仙庙的香火依然旺盛；法官仍然穿着黑色长袍、戴着假发；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依然坐落在那个以她名字命名的公园入口处；每到星期三的晚上和星期六的下午，人们依然会成群结队地涌入快活谷跑马地或沙田马场。
但香港的确又发生了某些具体的变化。一些曾选择离开的香港人有了返乡的打算，1997年前经香港赴加拿大的20万移民中，已有三分之一选择了回港工作；另一些关注政治的市民则有了被街坊们选为立法会议员的可能，而这样的事情在港英时期根本无从发生。
更显著的变化则与国家的繁荣息息相关。它包括一座可连通港珠澳的大桥与一条通往广州的高速铁路；它包括3000余家驻港中资企业与将近700家在港上市的内地公司；它也包括那些贴出“欢迎使用人民币”告示牌的“7-11”便利店，以及每周要花上一个小时去学一次普通话的“莎莎”连锁店的年轻导购们；当然，它或许还包括靠听邓丽君的歌曲和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锻炼普通话的曾荫权先生。
被问及这些或大或小的变化时，曾荫权微笑着用普通话答道：“我们回归了15年，香港凭着背靠祖国、面向国际的优势，取得了稳步发展，保持了繁荣稳定。”
他并没有忘记那篇引发巨大争议的《香港之死》。
他曾这样评价那篇报道：“他们讲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了，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应该证明这个是错的，‘一国两制’一定会成功的。”
《香港之死》刊发那一年，曾荫权刚刚成为香港第一位华人财政司司长。之后的十几年里，无论搬到哪间办公室，这个喜欢戴蝶形领结的香港人都要把那期杂志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一个“每天都会看到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