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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接连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考验着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作为中国食品毒理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一直在呼吁公众科学、理性地看待食品安全问题，他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食品安全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不是政府监管出来的。如果企业不讲诚信，政府投入再大人力物力，也监管不过来，而目前的社会舆论往往认为任何事情都该由政府负全部的责任。（《新京报》6月18日）
在大道理上我很赞成陈院士的观点，“政府监管”不能是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面装。我们反感政府权力的随意扩张，批评全能政府，认为政府的理性是有限的，那么，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相互对等，既然“政府权力不能随意扩张”，那么，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有限的，不能指望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承担无限的责任。
过分迷信政府的权力和监管的作用，一味依赖监管去终结食品安全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期待。我们总有一种幻觉，认为做每件事时，旁边都有一个监管者，只要这个监管者在位，就能避免错误的发生——其实，监管是无法这样如影随形的，很多领域和环节都是监管无法“到位”的，再严密的监管也有很多覆盖不到的地方，这些地方只能由道德去调节。
食品安全一出丑闻，就将所有问题都推给政府，这样的“归咎思维”与当下的社会情绪相呼应，却不符合事实和常理。食品安全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不仅与监管者的失职有关，也是社会整体的公共道德和职业道德突破底线的表现。当做馒头的从不吃自己做的馒头、卖有机蔬菜的从不吃有机菜、运动员只能靠自己养猪才能免于瘦肉精之害时，可以看出道德的缺失已经发生于社会的每个毛细血管。政府再严厉的外在监管，也无法根治这个社会渗入骨髓的“道德内伤”。当人性贪婪到敢于践踏一切规则、逾越一切风险、无视一切法律时，监管是失效的。
并非为政府监管推卸责任——它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些监管形同虚设，在当年的瘦肉精事件中暴露无遗：人尿竟能代替猪尿接受检测，花几块钱就可以盖章通过。但是，有些问题是政府部门尽其所能也无力阻击的，比如，面对泛滥的地沟油，目前的检测技术根本赶不上地沟油生产者疯狂逐利驱动下的技术变种。正如陈院士所言：如果企业不讲诚信，政府投入再大人力物力也监管不过来。
动辄将问题推给“政府监管”，也是思维上的偷懒，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因为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并非“政府监管缺失”这么简单，其后纠缠着很多现实利益。媒体曝光过多起丑闻，其问题不在于监管者不到位，而是背后有着雄厚的权力保护伞，政府官员已经成为利益链的一部分，官商勾结下政企合穿一条裤子，这已不是浅层的“监管失职”问题，而是严重的腐败。比如前段时间媒体曝光的毒胶囊，背后就有着若隐若现的权力保护伞。
将这些复杂问题都归咎于“政府监管不到位”，很容易将靶子打歪：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条条块块这么多监管部门，到底哪个“监管部门”该负责？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具体问题推给抽象的“监管部门”，很多时候等于“谁也不用承担责任”。如此，复杂问题被简单化，具体问题被抽象化，真正的责任人在“监管缺位”的抽象归咎下轻易逃脱责任。
不过，面对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舆论“任何事都该由政府负全部责任”的归咎取向，政府部门也不必委屈和抱怨，这其实是舆论和公众的无奈。确实，问题食品都是企业生产出来的，可指向企业的空洞道德批判有用吗？企业和生产者会听吗？显然，这种道德批判是无力的。公众无法寄望于所有企业和商人都有道德，只能寄望于负责任的政府监管能保障我们吃到安全的食品。这也是公众愿意以纳税供养政府部门的初衷。作为个体，我们无法去监督每一个生产企业，只能纳税以供养政府部门，去购买“保障食品安全”这个公共产品。食品安全焦虑中的纳税人，有权利去抱怨和批评政府部门。
所以，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政府责无旁贷，没有权利责怪舆论“什么事都往政府监管上推”。完善的监管下，食品安全也会出问题，但绝不会像当下这么严重；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道德的沉沦，很多时候是从官员道德的沉沦开始的。所以，我们在赞美“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最美妈妈”的同时，更期待严格执法、严守官德的“最美的监管者”。
在一个健康的市场和健全的体制下，公众一方面可以在市场中用货币投票，从而去惩罚缺德的企业和商人；一方面可以在政治中用手投票，去惩罚那些失职的政府监管部门和官员。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抱怨舆论“将食品安全问题全归咎于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