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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 山西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的9名被告人获刑，然而被这场灾难夺去生命的38名矿工却只能永远地将生命留在逼仄的井下。
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农民工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这样一群城市的边缘人，仍生活在“暗角”中。
面对农民工问题，有人漠然处之，有人建言献策，也有人想着法儿帮助他们解决。而有这么一群画家，则拿起笔，画起了农民工。
在近日闭幕的、由文化部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共同主办的 “同在蓝天下——为农民工塑像中国画主题创作展”上，不同工种、年龄、籍贯的农民工形象，“走进”国家博物馆的展厅，他们的无奈、希冀、疑虑，都统统被复制在画中。
以《找活》、《混搭季节》、《打工族素描》三幅作品参展的画家李洋，很早就开始关注农民工，不过他是被“逼”的。
“以前，我常去农村写生，画农民。然而画着画着我发现，农村里的青壮年一个个都‘消失’了。他们选择外出打工，留下的只有老人和小孩。”看到这一趋势，李洋也转变了自己的创作方向，跟着农民工一起“进城”。
李洋常常骑着自行车转悠，观察那些在路边或在劳务市场找活的农民工，他对那些“肩膀上搭着毛巾”的农民工印象深刻，《找活》便这样诞生——画中人穿着白汗衫，一只裤腿卷起，旁边的桶里放着毛巾和各式工具，等待着雇主。
“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拼命工作，甚至同时兼几份工。有一次，一位模特在我画画过程中差点儿晕倒，因为太累了。”一晃，李洋创作农民工题材的作品已有6年多。
与李洋不同，画家殷会利这是第一次将农民工作为创作对象。
“我准备创作时，已临近春节，很多农民工都要返乡过年了，于是我就决定以农民工回家做主题。”殷会利开始了实地观察。“我第一次去的是北京站，发现想象中那些肩扛大包、穿着破旧的民工已经不多。他们穿得挺好，与我印象中的形象差距很大。”有些失望的殷会利认为，这样的农民工形象缺乏代表性，便又跑到长途汽车站。车站附近的值班民警发现了举着相机到处拍的殷会利，以为他是记者，便跟他攀谈起来。
“民警告诉我，我想拍的‘农民工形象’都是第一代了。现在生活水平提高，许多农民工也有iPad、MP4，至少在外表上和城里人差别没那么大。”于是，殷会利放弃了原来的构思。如今他作品中的人物，穿着和城里人接近，也用着电子产品，有着现代的生活方式。
表面形象上的改观，并不代表着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画家陈鈺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很多农民工的悲惨遭遇，是我们看不到的。
2003年，陈钰铭去新疆采风。途中，他在一个小饭馆中吃饭，身上背着相机。当他从饭馆走出时，几个蓬头垢面的男人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他跟前，求他帮忙。
原来，这些人是西部筑路工，错把陈鈺铭当记者，希望有人关注他们的悲惨境遇。
“工头说带他们去新疆修路，谎称管吃管住，一天100元工资。这些筑路工在老家负担很重，有的孩子要上学，有的要为结婚攒钱，便信以为真。到了新疆，才发现，只能搭帐篷住，三餐就是馒头、酱油、水，连蔬菜都没有，缺氧状态对他们身体损耗极大。然而，辛苦工作却连薪酬都没拿到，包工头就卷钱跑了。”听着筑路工讲述这些遭遇，陈鈺铭备感心酸，他为筑路工买了香烟、方便面，也为他们画速写，他能做的只有这些。
在创作过程中，陈鈺铭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次他将农民工形象表现为衣着破旧，蓬头垢面，脸上满是无奈，眼神中透出绝望。陈鈺铭力求每一个细节都真实。整个画面十分阴沉。
不同的画家笔下的农民工形象千差万别，但却不是所有画家都能在创作时做到动情并还原真实。
农民工形象应该如何刻画？李洋有一肚子话要说。“作品应该有现场感，画面中不同人物也不可能重复。现在有些画家看照片、电脑去创作，画出的人物有很多相近的地方。这个展览中也有这样的作品，同一幅画中，几个女孩像是姐妹，男孩像是亲兄弟，缺乏人物的个性刻画。”李洋认为，中国画应该有深刻的思想，要突出农民工鲜活的个性。
从事美术研究的学者陶咏白在看过展览后表示：“有些作品太空，太工整了。农民工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不出来。我看到的只是一些说明式的、照相式的（作品）。”
在陶咏白看来，此次展览中的这批画家，在观念上，还是过于保守，还有一点居高临下。她希望这些表现农民工形象的作品中能有忧患意识、人文关怀。
对于创作的视角偏差，陈鈺铭很有感触：“我们虽然有同情心，但还是不敢去揭露真实的东西。我认为，表现现实主义必须有批判性，不能光是歌颂。因为画家是应该有责任感的。”
或许有些画家并没有深入了解这一群体，也可能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幅以农民工为创作对象的作品。画家的作品并不能为农民工的生活带来改变，这是让画家感到无奈，但陈鈺铭说：“创作必须要遵从艺术家最真实的表达，怎么想就怎么画。可以画不好，但是要真诚，不能说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