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细节与主义

    探讨乌托邦观念，这样的书在中国并不陌生,毕竟，那个饿殍遍野、狂野酷烈的时代，离我们还不算遥远。 

    乌托邦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在别人那里，它往往成为社会自我修正的推动力，而在咱们这儿，乌托邦，意味着伤疤。无论是太阳城、乌托邦还是伊加利亚共和国，其中对整体性公共性的强调，对无差异的热爱，甚至是对私人生活的直接干预，都与后来的极权主义极为相似。我们警觉所有这些因素，因为我们经历过苦难。 

    但很少有人愿意真的在乌托邦的城墙上，看看这个人造的理想社会究竟是什么模样。同样，我们厌恶历史，抗议现实，却很少有人愿意去意识到，究竟是什么因素，才使得那个空头支票能够成为数亿人共同的梦想。我们拥护它，为之奋斗，为之乐观，直到有一天它伤害了你，你才肯回头审视两眼。 

    由此我时常怀疑，我们对乌托邦的反思怀疑，是否也因为痛之深而责之切？我们反思历史，反思别人，反思权谋，但却极少回到西方原著，看看乌托邦为什么能够激起狂热，为什么能够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毕竟，造成灾难的元凶，是举着红旗涌上街头的我们。 

    《想得很美：乌托邦的细节设计》的价值就在这里。马少华用了15年的思索与搜集，翻阅了大量乌托邦著作，打量这些人造理想国的细节设计，对物质分配、两性关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比较，兼以国内外各种乌托邦思想研究的插入分析，最后得出一个细微处见大景观的乌托邦形象。 

    1996年，马少华在北京的旧书店里以两元多的价格购买了乌托邦社会的经典著作《伊加利亚旅行记》，凑巧的是，2007年，我也曾在学校图书馆的旧书库里也翻出了这套1978年出版的书，在发黄的借阅记录卡上，我有幸写下了第一笔。 

    他认为这意味着“当代中国人对乌托邦热情的冷漠”，在我看来，少人问津，恰恰证明着我们反思存在着难堪的死角。我们热衷于看反极权主义三部曲，但对从《理想国》开始的乌托邦著作却很有隔膜，也很少有人意识到，乌托邦究竟吸引了我们天性中的哪些方面，使得我们前赴后继飞蛾扑火。 

    “在一种意义上，乌托邦是西方传统文化典型的表现。追求秩序，想要控制自然，扫除不可预防的事情，是人性本然的要求”。个体面对客观世界的无力，使得避免不确定性几乎是人性必然，这绝不仅仅是西方传统文化的表现，也是人类必须面对的话题。 

    不得不承认，所有书中，完满个体的展示、人人平等的蓝图和道德净化的愿景都让人心动。“人的全面均衡发展”，这是一个几乎无法反驳的口号。不仅仅是口号，在具体的细节描述中，乌托邦的社会很难不让人想起泥泞社会，并唤起内心深处的共鸣。 

    在19世纪末关于“乌托邦”的叙述中，人民自治和无政府成为社会理想，自由迁徙与无限制的单独行动，这已经是嬉皮士们共同的理想，即使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也足以成为理想社会的模型。所有乌托邦社会对商业竞争的厌恶，对一律平等的喜爱，也足以让底层左翼青年欢呼雀跃。一夫一妻制，性关系的简约化，也能够迎合道德主义者们热盼的目光。 

    如果没有惨痛的记忆，即使你是个清醒、理智、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也难以保证不会被这些细节迷惑。乌托邦的所有细节设计，都像是人性对世界和人情的天然回应，人性永远不愿看到一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同情与排斥，然后恐惧任何动荡，最重要的是，人性也向往惰性，在这里，不需要艰难思索人为何会被抛入世界，也不需要考虑早餐吃什么。总而言之，人类从根源上向往被安排出来的、没有差异的充满秩序的社会。 

    最初的乌托邦，几乎就是宣泄不满的文学出口。愤怒既可能成为前进的推动力，同样也会是阻滞进步的最终障碍。乌托邦的社会模型不断在修正，既有右派的理想，也有左派的目标，还蕴含着普通人对贫富差距、道德堕落的反感不平，于是，它天然易于成为意识形态，也易于导致狂热。 

    我们经历过不幸，经过血淋淋的苦难，经过痛苦的思索，不得不对所有辉煌壮丽的东西保持一分警惕。更幸运的是，在左派右派纷扰不休的时候，还有这样一本书，不厌其烦剖开乌托邦的城邦细节，我们如何会被这些细节算计，作者没有明说，我们却不得不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