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在天上,也在新闻风暴眼里。
媒体表现出“骨灰级粉丝”的狂热,拿出专业调查般的锲而不舍,地毯式采访每一个跟“刘洋”俩字沾边的人。他们在厨房围住了刘洋的二姨,在大山里找到了刘洋的远房爷爷,在卧室里抓住想偷空小睡的刘洋妈妈,连跟刘洋同住一个小区的纳凉大婶,他们都没放过。甚至,当刘洋的舅舅站出来劝记者回去,他们还见缝插针地追问:“刘洋跟你聊过心事吗?”
刘洋的远房爷爷算了算,从刘洋出名到现在,他已经接待了500多个记者。这位近30年未见过刘洋的老人,在过去十几天被要求反复回忆那段模糊的往事。最后,72岁的老爷子不得不咬咬牙,躲到山里去了。
说真的,看着这么执著且疯狂的场景,我已经能预想到,在未来的某一天,新闻学院的老师会忧心忡忡地把这些场景列入“新闻娱乐化”的事例里。也许还会有人拍着桌子高呼:“看,这就叫做媒体暴力!”
在此之前,那堂叫做“新闻伦理”的课上,曾经提及很多经典的负面案例:媒体的闪光灯追逐在戴安娜王妃的汽车后面,想捕捉跟她约会的人长着怎样一张脸;电视台的话筒放在不愿曝光的骨癌女孩身边,要求她“跟大家打个招呼”……
一切都是为了吸引你的眼球。上周所发生的与刘洋有关的故事,听起来,是如此地似曾相识。其一,这般所谓“采访”严重地困扰到了当事者。其二,这样得来的并非是“新闻”,只是价值含量甚低的“八卦”而已。
我们看到,见诸报端的是,刘洋的家人、刘洋的老师、刘洋儿时的伙伴、给刘洋家送过报纸的投递员、刘洋老家的大树下对弈的大叔……各路媒体群聚在同一个地方,面对同样的采访对象,问同样的问题。
也有人跑到刘洋曾祖父的坟前,把墓碑上的铭文一字不落地写进自己的“独家报道”里。
至于刘洋家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客厅,则变成了全国最火爆的“新闻一线”。各路记者扛着各式装备堵满整个房间,刘洋的家人像是国家领导人一样被团团围住,面对长枪短炮般的话筒和摄像机发表“重要讲话”:等她回家,他们要煮一碗羊肉烩面。
在过去的一周,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倾其全力,把带有“刘洋”俩字的新闻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他们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们最看重的东西——点击率、收视率、发行量。这些被搬上台面的家长里短、八卦花絮,通过现代科技传送至千家万户,占据了宝贵的公共舆论空间——而读者、观众、听众的眼睛和耳朵,本该接触到更多更有质量的信息。
当有限的刊发版面和播出时间被慷慨地让给这些八卦的时候,另一些新闻就变得愈发少人问津。就在上一周,食品安全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一位广州妈妈因为孩子上不了学而跪在街头;还有美国爆发的“新型艾滋病”,正在美洲大陆近800万人中迅速蔓延……
当全天下的信息如卷轴般摊开在眼前,媒体应该做什么?可能的选择当然不止一种。同样顶着“新闻”这个职业标签,有的媒体在催泪瓦斯中发布战地消息,有的媒体挂断要挟电话坚持发布调查结果。当然,也有人追随聚光灯的影子,咀嚼着无足轻重的八卦。
我相信许多同行都精力充沛,斗志昂扬。我也相信,如果我们的媒介环境不那么单纯追逐点击率和收视率,给记者深度发展的自我选择空间,让他们从那些八卦报道里抽出些力气,来关心一下真正值得关注的东西,那么人们将有机会看到许多更有含量的好报道。
民国老报人胡政之曾说过:“本报虽系营业性质,但不孜孜以‘求利’,同仁虽以新闻为业,但决不仅仅为‘谋生’。”这句话翻译到刘洋这件事上,大体就是说:报道一个出色的女航天员,该多些新闻,少点八卦。
没错,新闻可以有很多种,但困扰甚至伤害到当事人的,或琐碎、无关痛痒的那一种,不该包含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