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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一个潮湿的周日上午，香港深水埗的一家酒楼里挤满了人。梁振英坐在争先恐后向他表达诉求的贫困街坊中间，不停地在本子上做着记录。他还将一些有机食物赠送给街坊，以此表达“人人有机（会）”的祝愿。
7月1日，梁振英将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这位候任特首有着显赫的职业生涯——曾获香港“十大杰出青年”，曾是戴德梁行控股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担任过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
与这些精英背景形成反差的是，他在这个富豪云集的城市里保持着明确的草根情结。他不喜应酬，与富豪打交道时“显得木讷”，却愿意坐地铁去香港最贫困的地区天水围走访；下区时，同僚们多西装革履，他却要么换件棉毛衫，要么穿普通Polo衫；他的皮包曾被考证“用了超过40年掉皮掉色”；他在博客上撰文，呼吁“老板们，多为基层工友想想吧”，并首先在自己的公司将员工最低工资上调到8000港元。
这种平民视角与亲民作风，同样体现在梁振英的执政理念中。他曾撰文写道：“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能强调平均分配，但市民或多或少分享到经济成果，这个很重要。”
在候任特首办公室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梁振英明确表示，相对于富裕问题，贫穷领域更是他“工作的方向”。
上周，他提出在香港重设“扶贫委员会”，研究老年贫穷、在职贫穷、跨代贫穷以及新移民贫穷等问题。
事实上，这种平民色彩充分体现在梁振英的性格上。
他的老同学林国荣回忆，梁振英“不食用鲍鱼，不饮靓红酒，饮的都是几十元一支的”；平时他为人随和，没有架子，“有一次聊到深夜12点，他坐的士回家，我问他为何不叫司机来接，他说那么晚了，不好叫别人”。即使在进驻候任特首办公室后，梁振英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作风，他特意将订购的瓶装水调整成用水壶烧水。
虽然保有温和低调的性格，梁振英的行事风格却丝毫不乏魄力。
改革开放初期，年仅24岁的梁振英越过罗湖桥，成为最早一批进入内地的香港房地产行业人士之一。具有标志意义的深圳首次土地拍卖，中英文版本的标书便是由他撰写的。
1996年年底，董建华高票当选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时任特区筹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要在投票报告上签字。当时的总监票人就是梁振英。那天，他特意到“国货店”挑选了一支国产的“英雄”牌钢笔请钱其琛签字。在他的建议下，钱其琛还将这支钢笔当做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董建华。
在香港，梁振英的成长史常常被视为“狮子山下香港精神”的有力佐证。
他出身贫寒，一家人住在没有厕所的公共宿舍。为贴补家用，上小学时，他每天要到附近的塑料厂帮妈妈拿很重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做塑胶花，一肩高一肩低的毛病就此落下。
这些童年的经历，让梁振英对于香港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去年，他带女儿参加了一场特殊的摄影展，照片拍摄者都是香港的贫困儿童。在一张大家乐茶餐厅的照片下，一个9岁的小女孩写下了“大家乐是有钱人吃的”的标题。
“镜头下的这些灰色地方，无法靠计算机加工变得色彩斑斓。”梁振英指着这些照片提醒在场的随行人员。这场摄影展的组织者何喜华对记者说：“梁振英是真的希望香港人能生活得开心一点，不是装出来的。”
早前，为了让贫苦孩子对未来有憧憬和希望，梁振英任主席的香港专业联盟曾专门组织过一次活动，让天水围几百个学生走进中环参观律师、测量、会计等工作。梁振英中学时的师兄、香港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这样评价他：“不忘本，真心关注弱势群体。”
当选特首后，梁振英发表感言称：“我们要思考，当我们退下来的时候，如何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一代又一代留下一个更繁荣、更公义、更进步的香港。”
如今，梁振英的“走基层”行动已经覆盖了全港18个区。他在天水围的露天广场上记录市民意见，在旺角朗豪坊分发宣传单；他会记下生意困难的报摊主的电话，也会和深水埗的街坊共度父亲节。
在竞选成功后，梁振英曾给香港市民写过一封信，承诺愿意在阳光下接受700万市民的监督。他在信里这样写道：“日后，我会继续拿着一张凳、一本簿、一支笔，和我的管治团队走入群众，听取你们的意见，只要你们肯讲，我就肯听！我，梁振英，希望做一个亲民的特首，一心一意为香港！”
本报记者 林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