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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27日起，上海市开始公布市内10个国控点（环境空气质量国控自动监测站）的PM2.5数据。中午12时数据显示，最近24小时上海市PM2.5浓度均值为11.7微克/立方米，10个点中PM2.5浓度最高值为18.7，最低值8.4。
上海市环保局有关人士表示，在试点监测和发布的基础上，将在今年年底前正式发布10个国控点全部基本项目的小时浓度、日均浓度和评价结果，在这个过渡时段，上海将继续发布空气污染指数（API）。
今年2月，PM2.5被纳入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在此之前，我国仅监测PM10。
PM2.5是指空气动力学粒径小于2.5微克的分散在大气中呈固态或液态的颗粒状物质，可以影响大气的能见度，产生大气光化学烟雾，加剧或减缓温室效应，还会随呼吸进入人体内，甚至透过血气屏障进入循环系统，导致呼吸（包括肺癌）和心血管系统疾病。
不过，目前公众对PM2.5的认知还有一定误区。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相关研究表明，PM2.5的来源并非全部人为源，也有天然源；PM2.5和灰霾并不能画等号，而颗粒物小，也并不代表毒性就小，戴口罩并无太大的防护作用。
来源：并非全部人为源，也有天然源
“现在一讲到PM2.5颗粒物污染，公众都认为来自人类的排放，甚至认为大气中的颗粒物就是污染物，这是不对的。大自然的本底中就有很多颗粒物，也包括PM2.5。”据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杨新介绍，PM2.5的来源包括天然源和人类源，天然源主要有火山喷发、沙尘暴、海洋飞沫、森林大火等，非洲撒哈拉地区和南极海洋地区的颗粒物浓度较高，就是因为自然本底中的颗粒物浓度高；人类源则主要是人类进行工业、农业、交通等活动造成的排放，其中化石燃料燃烧后的排放量最大。
杨新说，造成目前中国PM2.5浓度较高的原因主要是人类活动排放，但也不要忽略来自天然源的影响，比如沙尘来袭造成的重度污染。PM2.5不仅来自本地污染源，还能通过中长距离传输影响周边地区。比如，秸秆燃烧及来自我国北部、西北部的沙尘经过中长距离传输，成为我国中东部城市PM2.5的主要来源。
误区：PM2.5≠灰霾
“有时候天灰蒙蒙的，不见得就是污染。”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陈建民表示，总的来说，重度的颗粒物污染是导致灰霾的一个主要原因，但PM2.5浓度和灰霾不能直接画等号。
为什么有时公众抱怨天是灰蒙蒙的，环境监测部门却报告空气质量为良或轻度污染？杨新表示，质量浓度不是全面衡量大气污染程度的数值，导致灰霾发生的污染源有多种，不仅与颗粒物的浓度有关，也与气象条件如风向、相对湿度、大气能见度和化学组分、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因此才造成了空气质量报告和公众感受的差异。
在目前中国的空气质量评价体系里，PM2.5为50～80微克/立方米时，空气质量是良，但在较高的相对湿度的情况下，污染物吸湿增长，本身颗粒物的污染浓度减少，很可能会导致灰霾，感觉上灰蒙蒙的。而夏秋季节，农村地区秸秆燃烧产生的污染传到城市，春天时沙尘过境，也都会导致灰霾的发生。
陈建民表示，目前的PM2.5监测的是质量浓度，但颗粒物小、质量少，不见得毒性就小。因此，戴口罩对于颗粒物污染的防护用处不大，因为口罩毕竟很粗，大的、粗的颗粒可能会吸附到上面去，对真正的细的颗粒物起不到作用。
因此，虽然美国的PM2.5标准是35微克/立方米，我国目前是75微克/立方米，但在中国，大颗粒如矿尘较多，质量可能与几千个、上万个小的颗粒质量相当，但几千个、上万个小的颗粒的毒性含量比一个矿尘上的含量多得多。
我国PM2.5污染比较严重
尽管中国在全国范围尚未开展对PM2.5的监测，但个别城市的监测数据表明，我国PM2.5污染比较严重。2006～2010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沈阳5个城市的PM2.5年平均浓度都在55微克/立方米以上。我国四大（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成渝）城市群在2001～2006年期间PM2.5年平均浓度均超过50微克/立方米，而欧美发达国家普遍低于15微克/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在2011年9月公布了其首个空气质量数据库，以可吸入颗粒物（PM10）计，我国空气质量最好的海口市在全球1082个城市中仅排814位，这间接反映了我国主要城市的PM2.5污染水平较高。
陈建民表示，就污染段来说，在中国有明显的三段高污染时期：第一个时间段是6月、10月、11月的秸秆燃烧高峰期，一般南方时间稍早于北方。第二个时间段是冬天，特别是北方的一些城市，烧煤取暖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污染。第三个时间段是沙尘暴的时候，每年一般是十来次，北方一些城市如北京、天津附近正好是下风带，深受其害。
就一天当中而言，早晚高峰是颗粒物污染严重的时期。早上7点、8点的污染较为严重，9点最重，下午5～7点时也很严重；天气晴朗时，下午的二次气溶胶的形成较多，两三点时会产生光化学烟雾；而晚上8～10点则空气质量较好，适宜人类活动。
治理：长期艰苦的工作
“目前我们国家的PM2.5也好，大气颗粒物污染的控制也好，并没有可以照搬的教条可参考。不要在巨大的外交压力和社会公众的舆论压力下，采取一些违背科学发展的大刀阔斧的措施，有时候反而是得不偿失的。”杨新表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还严重依赖化石燃料，此时已经开始着手布局PM2.5的监控体系，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如果脱离经济发展的时机，盲目追求和发达国家一样的评估标准是不太现实的，要实现发展经济和治理环境之间的平衡。
“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在一年两年内就把整个国家的化石燃料的消耗量降下来，使燃烧技术、控制技术全部大幅度提升，还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艰苦应对过程，这有赖于我们从基础研究出发，对目前我国大气污染中最关键的基础颗粒物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才能够拿出解决的方案。”杨新说。
发达国家的空气治理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伦敦烟雾”事件和“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为代表的大气严重污染事件，标志着人类活动排放对地球表面空气质量产生了重大影响。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不同的空气清洁系统计划来治理大气，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空气的质量有了明显改善。美国环保署在1997年第一次将PM2.5监测列入了空气质量评估体系，当时24小时的平均值是65微克/立方米，与我国今年提出的75微克/立方米非常接近，经过十几年的进一步控制，到2006年把该数值降到35微克/立方米。世界卫生组织（WHO）则在2005年第一次将可吸入颗粒物确定了指导值。
本报上海6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