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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先后为革命建国、建设强国、快速发展、民族振兴，提供着正确的理论指导。
但毋庸讳言，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也总是在关键时刻困扰着我们。
我国正处在推进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面临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也面临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能否在30年连续增长的基础上，走好第四个10年，是严峻的考验。
过去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现在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每个人应自觉发出清醒的声音”！可是，就在我们身边，“狗屎都不如”的教条主义、“常常是由于无知”的经验主义，总在那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或居某一高位，或踞某一战线，或藏某一角落，要么把真理向前多推一步使其成为谬误，要么遇事左右摇摆使人无所适从，要么编出一串串“四六句”空谈八股，要么抠字眼儿编造奇谈怪论耸人听闻……总之在鼓捣字儿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研究事儿上下的工夫太少。
古人云，每临大事要有静气、有正气。我们说，大事当头还要有底气、有勇气。能否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不断变化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在今天这个关键时期，至关重要！我们这个民族，实在空谈不得、糊涂不得，耽误不起、折腾不起了。
理论指导、理论武装离不开好书。过去的《毛主席语录》，靠毛泽东的巨大权威，借鉴儒家经典“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统经验，试图靠一本“红宝书”统一思想治理天下。应该说作为一种尝试，也有过许多可爱、可行、可取之处。《毛主席语录》仍不失为一本好学好用的好书。但既是“语录”，总难免给人留下各取所需、各为其用的空当。语录的“红海洋”潮起潮落，“红宝书”成“地摊文物”了。后来矫枉过正，又强调全国都来学马列原著。各种读书班，各色人群，都抱着一两个世纪前、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大部头马列原著，和杜林吵架，与马赫辩论，为黑格尔注解，骂鲍威尔浅薄……这种读书方法，对理论家或许可以，对多数百姓，就有点雾里看花了。所以，后来小平同志又指出，要求全党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办不到；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
都读小语录乱过套，都读“大本子”办不到，现在又是“信息爆炸”时代，电视到处有，微博满天飞，我们读马列究竟怎么做到“精而管用”？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同样，一个政党想要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当然也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科学的、准确的、有效的理论思维，殊为不易。毛主席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必须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结合好。这种结合，从形式上说，应该设法在“语录”和“大部头”之间，扬二者之所长，避二者之所短，将繁杂、零散的材料掰开了、揉碎了、摆正了、捋顺了，让读者提纲挈领、一目了然，真正做到“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这种结合，要改文风、改学风、改作风，防止形而上学、片面化倾向，真正将“系统而不是零碎、实际而不是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时俱“进”，进书斋、进课堂、进头脑、进实践。
我们要这样读马列，读这样的马列。言之高下在于理，道无古今惟其时。
叶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