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芜老人院

    我们不得不直视强大而令人无奈的力量：衰老和死亡。

    几乎同一时间，两组来自老人的梦想被放入了公众的视野。

    一组老人的梦想显得有些胆怯。他们想要电视，却没听过液晶和LED，只会着急解释“16就够了”；最宏大的愿望，不过是拥有一辆三轮车，能让腿脚不灵便的自己离开福利院，“出去转转”。

    相比之下，另一组老人的梦想要盛大得多。在养老院年复一年的生活中，一位退休公交车司机提出，大家应该组队参加天津举行的一场选秀节目。为此，他们排好节目，偷偷溜出养老院，开着报废的公交车，豪情万丈地欢呼着，奔驰在草原蜿蜒的公路上。

    迥异的梦想来自两个不同的老人群体。前者是一群农村的孤寡老人，住在山东一家普通的福利院里，并被清华大学学生房洪英记录于自己的毕业作品中；后者则是一群虚构的人物，生活在导演张扬的电影《飞越老人院》里。

    我在这儿干嘛呢，不明摆着是等死吗？

    那是一段苍老而动人的旅途。破旧的大巴车行驶在公路上，金色的牧草、旋转的风车、疾驰的骏马在两侧不断后退，轻快的音乐中，老人们在车里大笑、欢呼、放声歌唱……

    相比之下，房洪英所记录的另一群老人，生活则显得暗淡而冰冷。

    不过，在“飞越”之前的日子里，两组老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多不同。电影里，老人们每天也重复着相同又毫无希望的生活：扶着铁架练习走路，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打瞌睡，按时吞下一把花花绿绿的药片，或者，自己给自己打针。

    他们的皮肤干瘪，布满一条一条的纹路，就像晒干的橘子皮；他们双手颤抖，喝水的时候，水会从杯口漏出来，沾到衣服的领口和前襟。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双手搭着拐杖，昏昏欲睡地度过一天又一天的时光。

    “我在这儿干嘛呢，不明摆着是等死吗？”老周说。他由73岁的演员吴天明扮演，是电影的“男二号”。

    75岁的“男一号”老葛甚至经历过更加绝望的时刻。在进入老人院的第二个晚上，他大便失禁，弄脏了床单。手忙脚乱地用卫生纸擦掉身上的污物之后，他抱着床单被罩悄悄跑进洗手间里清洗。最后，情绪崩溃的老人靠在洗手池的镜子上，压抑地哭了起来。

    “我这辈子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了？”他声音低沉地哭诉，泪水顺着脸上的皱纹缓缓流淌下来。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扬曾经领着剧组，在天津一家养老院里做了两个多月的记录。这些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生活，正是他所观察到的真实场景。在那里，很多老人坐在椅子上、躺在床上，几个小时都不说话、没有表情动作，连目光都是呆呆的，汇聚在墙壁上某处。

    他甚至还拍到了一位老人的死亡。她挣扎着，维持沉重的呼吸，随后被救护车带走，再也没有回来。直到最后，子女也没有出现在她的身旁。

    在此之前，张扬已经意识到，养老院会是一个“陈暮”的地方，但眼前的场景仍然让他受到震撼。相比之下，20岁出头的房洪英则在家乡的福利院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刚考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时候，她曾无意间见过家乡福利院的老人们，并且在那些老人的眼神和皱纹里“读到了心酸的感觉”。这一次，她希望在自己的毕业设计中，把这些老人的人生和梦想，写成一本书。

    两个月的采访中，她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已经瘫痪的老人，每天窝在床上，死死盯着对面一个不断跳动的电子表——那是这个弥漫着霉味的房间里，唯一会动的东西。

    老人的生命曾经充满希望。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到处跑着做小买卖，“一个轮、两个轮、三个轮的车都骑过”；现在老了，他住进福利院，又摔坏了腿，却仍然希望能骑上“更高级”的电动三轮车。尽管，他和在超市打工的养女，谁也负担不起这笔开销。

    在瘫痪之前，他还时常说笑，努力锻炼身体，并且嘱咐房洪英多给自己拍两张照片。可几个月后，病情恶化，老人也整个儿“垮”了。他不再梦想从没骑过的三轮电动车，也不再愿意面对镜头。

    “要死的人，不要拍了，浪费电。”老人说。

    绝望的气息很容易感染给院墙里的每一个人。一位老人曾经告诉房洪英，自己住的地方名义上叫福利院，但外面的人却戏谑地称呼这里为“宰杀厂”。

    至于老人们自己对这里的称呼，则是“等死院”。

    儿子孙子两年多都不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住了

    “一群老人逃出老人院去看海”的故事，是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张扬和朋友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出来的。他很快决定，把它拍成一部电影。筹拍的过程中，他几乎找到了所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老艺术家们”，比如许还山、吴天明、田华、斯琴高娃、牛……

    “这是对老演员的一种致敬。”张扬说。

    这部溢出辛酸、也充盈着梦想的电影，被张扬定义为“老年励志片”。不过，在张扬和房洪英之前，很少有人从梦想的角度关注老年人——他们中很多人所遭遇的现实，已经残酷到让人几乎不忍细读。

    房洪英所关注的乡村福利院，居住者大多是无子无女的孤寡老人。他们生活困窘，一场疾病就可能给生命画上终止符。而在张扬所关注的城市养老院，被金钱扭曲的道德观，则展现着一种令人瞠目的力量。

    这些扭曲的故事里，房子是个无法回避的关键词。电影里，老葛在老伴儿去世后，被继子很自然地“请”出了老伴儿的房子。而他本来的房子，早在20年前就拿来给儿子当婚房了。这个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突然间变得“无家可归、无路可走”。

    还有个名叫老金的老人，蓬乱的银色头发，常年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因为3个儿子都不管他，“只想分他的房子”，已经住进老人院的老金总会突然对着护工高喊：“我没有东西好分了！”

    连在睡梦里，他也常常咆哮着：“别来这套，你们都不是好人！”

    事实上，这样的故事不止发生在虚构的电影情节中，也发生在真实的养老院里。

    张扬在自己的纪录片中记录了护工与老人的一段对话：

    “你的房子呢？”

    “给闺女了，房子没有了，一间没有了。”

    “钱呢？”

    “钱不知道哪去了。儿子孙子都不来，两年多都不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住了。”

    说这些话时，老人的神色木然，没有一点哀伤的表情。而护工则用一副司空见惯的表情告诉镜头后面的张扬，这里的老人几乎“都是这样”。

    两个月的实际考察中，张扬发现，养老院里很多老人的命运都大同小异，会被家人送来，无非是因为房子或者其他经济上的原因。就像“电视节目里常常演的那样”：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父母子女反目成仇，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一位参加演出的老演员为此表情沉痛地指责，这是全社会“道德的沦丧”。而在张扬看来，这只是时代发展给社会带来的众多变化之一。

    “这个时代那么匆忙，金钱成了唯一的衡量标准，也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一条最基本的线索。”张扬说。在这样的节奏和压力里，有人为了事业而忽略了父母，有些人甚至坚信，在挣到足够的钱之前，自己根本“没脸回家”，去陪陪自己的父母。

    “我们正在失去一些最朴素、最宝贵的东西，包括传统的道德与亲情。”这位45岁的导演严肃地说。

    他还记得，在天津的那个养老院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坐在椅子上哇哇大哭，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解释说，因为她的女儿几天没来看她了，“想得慌”。

    “乖啊，别哭了。”工作人员蹲在地上，像哄小孩一样安慰着这个老人，尽管那张淌着眼泪的脸庞已经布满了皱纹，“等她再来，我一定骂她，还要扣她工资！”

    他的镜头还记录过一个生命走到弥留之际的老人。家人涌来看她的时候，老人正躺在房间一角的床上。家人们握着她的手，默默抹着眼泪，但没过多久就离去了。只留下目光浑浊的老人，无助地盯着房间白色的墙角，许久都没有眨一下眼睛。

    现实生活中的老人，再现实的梦想也无法一一实现

    张扬试图寻找的，是老人们“等死”之外的另一条路。在他的电影里，老人们从管理严格的老人院偷偷跑出来，开着一辆漆皮都有些脱落的报废公交车，行驶在草原的公路上，齐声唱着“白云下面马儿跑”——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几乎都没有这样开心过。

    影视研究学者尹鸿认为，《飞越老人院》堪称老年人的“嘉年华”。而张扬自己也很喜欢电影的这一部分，“像那些老人一样，我们的情绪也找到了一个开阔的释放空间”。

    不过，真实的生活里，老人们并没有表现出这样开怀的神情。张扬从养老院里找了几位老人，作为电影的群众演员。可当他们坐着剧组的面包车，从养老院前往拍摄地点的时候，几位老人没有任何激动的神色。他们表情麻木，甚至连转头都有些困难。

    “听说您小时候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吧？现在已经全都不一样了。”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对旁边一位老太太说。

    老人没有回答。她只是木木地看着窗外的风景，用几乎察觉不到的幅度点了点头。

    相比于电影里那场戏剧性的“逐梦”之旅，真实世界里的老人所拥有的梦想，大多是具体而现实的。

    房洪英把这些梦想都记录在了自己的毕业设计中。一位姓万的老人特别爱读小说，房洪英原本以为，他的梦想是要一套书，但这位老人的选择却是一辆电动三轮车。

    “我不能走了，但还想出去看看。”他说。

    另一位老人每天都出门走10里地，一边捡垃圾攒钱一边锻炼身体，只希望能躲过疾病的侵扰，“多活两年”。他的梦想是拥有一台16英寸的电视机，能从里面看看外面的世界。过去的大半辈子，这个简单的梦想从没实现过。

    一位84岁的老人，在犹豫了很久之后终于告诉房洪英，他的梦想是还上很多年前欠下的钱。当时，他的母亲去世，在家里放了12天，依然没地方下葬。最后还是好心的邻居在自家的地里划出了一块地方。当时，他向邻居保证，有生之年一定要还上这笔债，否则就把房子抵押给对方。

    现在他已经老了，钱还没还上，房子却因为住进福利院而被抵押了。这位满脸皱纹的老人每天晚上都想着这件事情。他总觉得，自己的脸豁出去没关系，但不能让母亲“在地下也不能瞑目”。

    房洪英说，说这话的时候，老人没有流泪，只是皱着眉头，“那是一种老人特有的、伤心的感觉。”

    不过，对于这些老人，再现实的梦想——甚至包括儿女亲情——都未必能够一一实现。在电影拍摄中，几个“群众演员”在剧组里待了两个月，张扬却从头到尾没见到他们的儿女前来探班。

    “一个都没有来。”他摇摇头，狠狠吸了口手里的烟。

    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还是走得太快了

    在电影《飞越老人院》上映的同时，张扬在真实的养老院里拍摄的纪录片，也在一家门户网站上公开发布。与电影的直接表达不同，张扬希望纪录片能从另一个角度，用真实的画面，“渗透”出自己的主题。

    令他没想到的是，视频带来的，不仅是网友对老年问题的反思，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其中一条备受争议的评论这样写道：“你老了需要你的孩子天天不过自己的生活陪着你吗？老年人要自重！！……特别看不起那种‘我累死累活把你带大你却没有孝心’的父母，敢情你生小孩是为了让他伺候你？可你生他时，也不问问他愿意不愿意要你这样的父母？”

    这位网友还补充说，自己对于孩子的教育是，“父母不是你的负担，我们会为自己安排，你只需安排好自己。”

    张扬承认，“从概念上来说”，父母和子女各自作为独立的个体当然是更好的，西方的家庭也大多是这样的理念，但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这样的理性状态其实很难做到。

    事实上，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也曾努力劝说76岁的父亲，多想想自个儿，“让自己快乐”。可费了半天劲发现，老人想的还是他这个儿子，每天琢磨的内容还是怎么能让儿子好，怎么不给他“添负担”。

    电影里的那些老人也体现出同样的纠结。这些挣脱藩篱，准备“为自己活一回”的老人，心心念念想的依旧是自己的子女们：和儿子20年没联系的老葛，唯一的愿望就是让儿子、孙子不再怨恨自己；连不断鼓励大家“为自己而活”的老周，也终于在舞台上承认，他参加选秀节目的原因，是希望能获得晋级，到日本参加决赛。

    “我唯一的女儿嫁到了日本，她和我断绝联系已经七八年了。如果参加这个节目，到了日本，也许她能在电视上看到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老周已经到了癌症晚期，而他最大的愿望，是在临死前，跟女儿说声“对不起”。

    在张扬看来，这是中国父母怎么也摆脱不了的特质。“所有父母的心思，他们的希望和寄托，都在孩子身上。”他原本想在电影里营造一种“老人为自己活一回”的概念，可到头来却依旧发现，当一些年轻人已经在宣称，自己要当独立、理性的父母时，现实里的中国老人，总免不了会回归到“孩子”的话题里。

    这位常年关注老人话题的导演也因此觉得，自己所记录的这个群体，是“最辛苦的一代”。

    “战争、政治运动、自然灾难……他们经历的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经历过，以后的孩子恐怕也不会。”张扬说，“他们走过了所有的苦难，如今，却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时代的步伐正推动着年轻人接受更为新潮的资讯和理念，但老人们，却被隔在了鸿沟的另一端。他们大多不会使用电脑，手机也只用来打电话，唯一的牵挂，还是自己的子女。

    事实上，在《飞越老人院》的宣传过程中，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曾经随机收集了现场观众的愿望。其中一个老人这样写道：我们把一双儿女从婴儿抚养成人，现在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儿女。一次电话、一次见面都使我欣慰，我愿儿女给我们一次拥抱，说句“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我们年轻人在适应新的东西，但老人们的生活、需求还在过去。”张扬说，“也许两三代人之后，我们会有新的生活方式，但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还是走得太快了。”

    如果一切都不更改，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老无所依

    “一边笑一边红着眼圈”，年轻演员沙溢看完了《飞越老人院》。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原本打算推荐给父母，但看完了才发现，其实更需要看这部电影的，是像自己这样的年轻人。

    “父母给了我们享受一生的权利，在他们遭遇衰老和疾病的时候，我们能做的，难道只留给他们孤独吗？”一位网友评论说。

    一组被广为引用的数据凸显了现状的严峻：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达到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达3300多万，80岁以上高龄老人超过2000万。

    更何况，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两个孩子赡养4个老人”的现象越来越常见，关于老年的焦虑，也开始侵袭社会的各个阶层。

    国外经验似乎也不足以解决问题。在日本推行顺利的“老人院”，对于中国的老人却并不是一个充满快乐的地方。张扬曾经把镜头对准一位神色平静的老人，询问她在养老院住得是否习惯。

    面对镜头，老太太维持着得体的微笑：“这里挺好的，住得挺习惯。”

    “那你来养老院多久了？”张扬问。

    “3年了。”老太太说。

    “那刚来的时候呢，那时习惯吗？”导演继续问。

    仿佛被戳中了最脆弱的部分，老人的脸色瞬间变了。在她身旁，另一位老人目光浑浊地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除了不断流逝的时间，一切似乎都是静止的。

    几秒钟的沉寂之后，老太太才重新摆出了那种微笑的表情：“……反正，我现在挺习惯的。”

    无论是房洪英所拍摄的孤寡老人，还是张扬所记录的有儿有女的老人们，“养儿防老”依旧是老年人唯一并且脆弱的依靠。

    事实上，这焦虑已经扩散到了越来越年轻的群体。在拍完家乡福利院那些老人的故事之后，房洪英也开始考虑“如何有尊严地老去”。她首先想到的，是让妈妈过上好日子。她甚至还想到了自己没有子女的小叔。

    “如果有能力的话，我一定也尽力照顾他。”她说。

    这个大学刚刚毕业的女孩儿还没来得及考虑自己老去后可能的日子，而在互联网上，已经有年轻人开始思考，如何能够建立一个“良性的环境和制度”。

    “如果目前的老龄化进度、养老体系滞后的现状和人口政策都不更改，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老无所依。”一位网友写道。

    房洪英还记得自己在课堂上与老师的一场对话。当时，学院一位教授拍了一部纪录片，描摹北京老人的生活状态。在那部基调沉重的影片里，很多老人的身边只有一个保姆，生活被硬生生揉进了疾病、孤单与无助的怒火。

    在课堂上播完片子后，这位清华大学教授扭头问房洪英：“你以后会不会过这样的生活？”

    房洪英愣住了。她想了想，回答：“我不希望自己过这样的生活。”

    教授笑了。“这与你的希望没有关系。”他说，“我已经快60了，我知道，那就是我以后的生活状态。”

    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的

    在张扬还年幼的时候，他是个充满叛逆精神的“坏孩子”。而他的父亲，中国第一代导演张华勋，则是一个威严的爸爸，时常对他动拳脚。

    高考时，张扬甚至专门选择了距离北京2000公里的中山大学，就为了离父母远一点，“多点自由的感觉”。

    而现在，介于不惑与知天命之间的张扬，终于和父母住进了同一个小区，可以时不时地一起吃饭，而不像以前，总觉得很累、很烦。

    他在自己的电影里，通过老人院院长之口算了一笔账：我们的父母已经70岁了，假定他们还有20年，我们每年只有春节能回家五六天，每天真正和父母也就两三个小时在一起，一年十几个小时，20年只有200个小时。

    “想想就觉得可怕。20年还很长，可算下来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只剩下十几天了。”台词这样写道。

    《飞越老人院》上映之后，张扬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人告诉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给远在家乡的父母打个电话。还有一个原本一年回一次家的年轻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回了两次老家。

    一位母亲还激动地告诉他，看完电影的第二天，自己38岁的儿子第一次在她午睡的时候帮她盖上了毯子。

    不过，与同期的好莱坞大片《复仇者联盟》相比，这部电影最终也没能引来什么大的关注。人们好像更愿意观看打斗的钢铁侠、绿巨人，而不是那些垂垂暮年的老人。

    事实上，房洪英的毕业设计作品也遭遇了相同的尴尬。毕业展览上，在其他同学夺人眼球的炫目设计中间，她那本承载着几十个生命的小册子，被很多人忽略掉了。

    不过，房洪英依然得到导师的赞赏，而《飞越老人院》也得到业内的好评。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评价说，在那些“挣钱欲望充斥着每一个镜头”的国产片中，张扬表现的善意，是中国电影最需要的东西。

    尽管早已下线，但仍然有一些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流传在网络上。有人从那些老人“脏兮兮”的样子回忆起自己的爷爷：因为疾病的关系，他总是流口水，因此家人不得不在他胸口塞上一块大餐巾。爷爷平常虽然说不出话，但看到“大孙子”的时候，却忍不住扑簌簌地掉下泪水。

    还有一些人，则开始严肃思考自己老去的样子，“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当然，最多被人提起的，是那些老人生活、逃脱最终又回归的“关山老人院”。除了老旧的房屋、简易的铁架床、生锈的红色大门，院墙上那句红色油漆写的标语也总被一次又一次引用：“有一天，我们也会变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