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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天津市官方公布了蓟县火灾事故调查结果。天津市公安部门还表示，“有个别网民在互联网上编造、传播谣言，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已查清的相关事实，公安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造谣传谣者进行了处理。当事人已承认夸大死亡人数、冒充武警和目击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事实，表示悔过。”
6月30日16时许，天津蓟县县城莱德商厦发生火灾。随后几日，另一场“大火”也在网络上烧了起来。
有网民在网上贴出几张莱德商厦火势的图片，甚至还有人描述：商场着火后，广播里高喊“不结账不许走”，随即商场大门关上，商场如焚尸炉一样“火化”了包括100多个孩子在内的378个活人。一则《天津蓟县火灾商场老板怕顾客不给钱将门反锁》的报道也被多家新闻网站转载。
一时间，在一些网民看来，官方之前公布的火灾死亡人数值得怀疑，蓟县火灾真相也变得“扑朔迷离”。但是，随着官方信息逐步发布和更多媒体报道，上述网民传播的可怕说法被证明只是谣言，造谣传谣者也被公安机关处理。
一场突发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后，社会谣言也有可能随之兴起。有专家认为，突发事件谣言及其危机应对也是政府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事故发生之后，在恐慌状态下，大家会倾向于关注具有眼球效应的新闻。谣言通常会将事情夸大，而造成的危害有时并不小于事故本身。”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永里认为，突发事件谣言产生的原因很复杂，“如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和不透明，使谣言产生获得了空间和机会。对社会不满群体或人员借机发泄不满；有的人缺乏法治观念，抱着好玩或猎奇的心理随意在互联网上发帖。而且，有人还存在着社会信任偏好等社会心理。这都是谣言产生与扩展的基础。”
蓟县火灾事故发生当晚，6月30日22时50分，天津北方网发布一条消息，称“天津蓟县发生一起火灾事故，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而且还说明“初步确认10人死亡，16人受轻伤”。事故第二天10时24分，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也首次发布关于蓟县火灾的情况，即天津北方网前一天发布的消息。
6月30日晚上，新华社也发出报道，东方卫视晚间新闻还连线了新华社记者描述火灾情况。不过，从6月30日到7月1日，《天津日报》、《今晚报》等当地报纸对此次蓟县火灾没有任何报道。从7月1日到3日，天津当地媒体以及官方微博几乎没有再发布关于火灾的任何消息。
唐钧还提出一个问题：“从网络舆情状态来看，7月1日前后很少有人关注蓟县火灾。过了好多天，舆论才逐渐爆发。”围绕着蓟县火灾，除了天津官方发布的信息，各种关于死亡人数、失踪者以及事故过程的传言也不胫而走。
有媒体和专家质疑，面对来势汹汹的网络舆论，天津当地媒体一开始普遍保持沉默，是否也失去了消疑释惑的时机？
“在网络谣言发生后，政府部门要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及时辟谣。可以让微博成为政府的网络麦克风，同时，尽可能借助权威人士澄清网络谣言，减少公众的误读。”张永里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事故发生后，当地平面媒体少有及时发出详细、客观的报道，反倒是其他地方的媒体报道非常集中和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当地的谣言滋生与蔓延提供了空间。”
7月4日，事故发生后第4日，天津北方网才开始连续发布5则关于蓟县火灾的报道，与新华社发稿内容一样，都是通稿。7月6日，官方公布遇难者名单。7月7日，天津北方网和新华社连发两篇报道，都主要针对引发舆论争议的死伤人数问题。
到目前为止，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也发了4条关于蓟县火灾的微博，都是转发天津北方网的报道。但是，其官方微博没有转发两篇确认死亡人数的通稿。
7月7日，《天津日报》、《今晚报》、《每日新报》等天津当地报纸才开始刊发此次火灾的通稿。
在唐均看来，突发事件之后，政府要进行的危机公关，除了包括事故处理和善后，还要应对社会恐慌危机。“应对社会恐慌和谣言的重要做法，首先是官方信息渠道要畅通，而且要兼顾死难者家属心情和社会心态，主动去引导舆论。同时，信息发布除了冷冰冰的数字和工作口吻的语言，还应该有人性化的表达”。
在官方公布事故调查结果的同时，警方也表示对造谣传谣者进行处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被处以拘留和罚款。散布特定的谣言并造成严重的危害也可能构成刑事责任。”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涛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构成谣言也要看是否与事实不相符，有无可靠消息来源，是否道听途说。同时，还要看造谣传谣者是否有主观恶意，或者有伪造身份，比如伪造成目击者的情况等。”
“应对突发事件谣言，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和处理，是在‘堵’。除了‘堵’，还要‘疏’，就是要扩大官方和权威信息的覆盖面，把谣言给挤走。”唐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