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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刚刚结束亚洲之行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马不停蹄地直奔开罗展开为期3天的埃及之旅。这场被认为是在埃及“关键时期的关键之旅”，能否解开美国对埃政策困局，仍是一个未知数。
“关键时间的关键之旅”
一位不具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希拉里访埃之行，是“在埃及关键时期的关键之旅”。之所以把目前称作关键时期，是因为埃及选出的新总统正与埃及军方进行艰难的权力博弈，埃及正处于“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向民主过渡的关键时期”。
自今年6月24日埃及举行“后穆巴拉克时代”的首次大选后，埃及两个派别之间的权力博弈变得异常尖锐，一派是以新当选总统、埃及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尔西为代表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另一派是以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坦塔维为代表的军方。
埃及大选结果是穆尔西以微弱优势获胜当选总统，这让一直在埃及政权过渡阶段掌权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难以接受。因为过去几十年来，穆兄会被穆巴拉克政权看作是非法组织，一直遭到军方的打击。如今穆兄会掌权，会不会对有关人士“反攻倒算”，这是军方大佬们最担心的问题。
正因如此，埃及大选前后两派权力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大选前夕，亲军方的埃及最高宪法法院就以选举法部分违宪为由，宣布解散穆兄会占优势的人民议会，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随后宣布收回立法权。
7月8日，刚刚就任总统第8天的穆尔西在开罗会见了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后不久就发布总统令要求议会复会，但埃及最高宪法法院随后宣布穆尔西的行政命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埃及法官协会会长艾哈迈德·津德说：“我们鄙视和谴责美国干预我们的事。”
埃及斗争的两个派别能否实现真正和解，关系到埃及是否能结束动荡、走向稳定与发展的正轨，甚至关系到埃及与以色列关系以及中东地区的稳定。正因如此，希拉里·克林顿访埃在时间点上就显得非常重要。
美国政策导向的两难选择
从穆巴拉克时代到后来的埃及“民主革命”，埃及军方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为美国在中东打击恐怖主义、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等战略目标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在“民主过渡”期间保持埃及相对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每年美国对埃及的军援额度达13亿美元。
反观有着强烈伊斯兰宗教色彩的穆兄会，与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曾经是美国和埃及军方的共同“敌人”。数年前，某位美国国务卿还曾公开宣称，华盛顿没有、也永远不会和穆兄会对话。
如果说过去美国政策偏向埃及军方的话，在“引导”埃及“民主革命”、“出乎意料”地让穆兄会掌权之后，美国不得不面临一个务实的政策转变。
希拉里·克林顿14日到达开罗后不久，就与穆尔西进行了会晤。她表示，“美国支持埃及向民选政府的全面过渡，并努力使民选政府取得成功”。她宣布，美国将免除埃及10亿美元债务，向埃及提供2.5亿美元的贸易信贷担保，建立6000万美元的投资基金，9月将派遣高级别商贸代表团访问埃及。
不具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对本报记者说，美国支持“民主过渡和民选政府”，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抛弃埃及军方并完全偏向穆兄会，美国不会放弃与埃及军方保持的长期的盟友关系。希拉里·克林顿此行，不是要对各派“提出具体建议”，而是希望通过“与埃及主要政治力量的接触而加深对埃及现状的了解”，促成他们的和解。
希拉里·克林顿随后也与坦塔维和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会谈，她在会谈中强调埃及“向文官政府过渡的重要性”。但会谈结束后不久，坦塔维在一次阅兵仪式上就表示，军队不会允许“某一个组织阻止军方完成保卫埃及人民的使命”。有分析指出，他针对的似乎正是穆兄会。
美国寄望于埃及“公民社会”建设
如果说去年埃及爆发“民主革命”令美国猝不及防的话，可以说美国政府迅速调整政策，在引导埃及政局走向中逐渐掌握了主导权。除美国与埃及军方的协调外，美国“推特”、“谷歌”、“脸谱”等社交网络与埃及“公民社会”的互动对埃及的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后来美国政府在总结这场革命时认为，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对埃及的“民主过渡”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此次希拉里·克林顿访埃非常注重与埃及民间力量的接触。她强调美对埃2.5亿美元的贸易信贷担保主要目标是埃及的中、小型企业，也就是未来埃及“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
不过，据西方媒体报道，埃及国内对美国“插手埃及内部事务非常敏感”。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社会曾经涌现出一股“清算潮”，人们相互指责对方“被美国利用”。埃及《金字塔报》曾报道美国一些具有强烈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如“国际共和研究所”、“全国民主研究院”、“自由之家”是美国插手埃及内部事务的工具。
在希拉里·克林顿访埃期间，民众高举“你不受欢迎”、“不要试图干预埃及内政”的标语，自发组织游行队伍到美国大使馆门前抗议。
美国关注埃以能否保持良好关系
希拉里·克林顿访埃的另一重大任务，就是确保在穆兄会掌权下的埃及，能够承认埃及过去与以色列签订的和约，并继续与以色列的保持良好关系。
美国的担心不无道理。宗教背景深厚的穆兄会，一直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进行抗击以色列的活动，对犹太人怀有深深的敌意和不信任。在埃及“民主革命”期间，以色列对美国放弃盟友穆巴拉克感到非常愤怒，穆巴拉克在埃以和解以及以巴和平进程中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以色列高官曾对美表示，埃及改革对美而言可能只是一场民主进程，而对以色列而言可能意味着生存及安全危机。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后，以色列反应非常负面。以色列一些媒体均以 “埃及的黑暗”作为头条，称穆尔西的胜利意味着以色列危险性的提升。
尽管埃及自由与正义党正在淡化其伊斯兰宗教色彩，穆尔西也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对埃以和平条约的承诺，但未来穆尔西如何面对他的穆斯林支持者的“反犹太民意”，还需拭目以待。
本报华盛顿7月16日电
本报驻美国记者 杨丽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