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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已濒临绝望，
我们正在漩涡中下沉。
托起我们的身体使我们浮出水面的，
是希望，是对生活的价值
和我们的努力的不可解释的信念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原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大暴雨3天后，7月24日中午，北京房山区十渡，连接十七渡至十八渡的桥梁已经被冲毁。断桥下，二三十名从北京市区志愿而来的青年人有秩序地站成一排，他们在用竹筏和木棍临时搭起的过道上小心地往返着，向桥对面受灾的村子传递着水、食物和药品。
23日，有国安球迷在网上发起了为受灾最重的房山山区运送物资的志愿活动。看到帖子，刚刚高三毕业的历智便抱着自己花了二三百元买来的生活必需品，如约来到北京工人体育馆北门集合。24日凌晨两点，13辆私家车载着50余名青年志愿者出发奔赴房山十渡地区，车的后备厢装满了志愿者自费购买的物资。
这些志愿者中有学生，有在酒吧工作的员工，年龄最小的16岁。“7·21”暴雨之夜，他们和国安两万多名球迷冒雨为球队助威。那晚，国安队以0比2输给杭州绿城队，含着热泪的国安队员绕场向被雨水浇透的球迷鼓掌，竖起大拇指致意；而更多球迷记住的是另一个画面：开场时，队长徐云龙用手中的队旗为自己身前的小球童挡雨，他身后的守门员侯森更是怜爱地把小球童裹在了他大大的球服下。
其实，在那可怕的暴雨之夜，这样温暖的画面一次次地上演着。
21日22点，京港澳高速公路出京方向十六七公里处，暴雨把大量车辆困在水中。恐惧和冰凉的雨水一次次地穿透从车里逃出来的每一个人。终于，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人们，光着膀子、脚丫，带着麻绳、救生圈和手电筒赶来。他们大都是来自外地的农民工。会游泳的都跳下了水，不会游泳的负责将人转送到工地。看到全身湿透的获救者，工人们把厂服拿出来给他们换上，并安排妇女和孩子在宿舍里休息，把男人安排在会议室。
7月22日凌晨两点，得知机场还有许多滞留的旅客，家住通州的璨璨没来得及换衣服，加满油，买了些食品，直奔机场，加入到志愿接送受困旅客的私家车“双闪车队”中。和很多人一样，起初璨璨也遭遇了不被信任的尴尬，但他们共同选择了坚持。在后来的微博里，璨璨写道：“这场民间自发的救援行动，与其说是救援，不如说是救赎，一是对自己的救赎，参与行动的很多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且不论是否真的帮助了谁，起码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得到了洗礼；二是对社会的救赎，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信任的物质社会，那闪烁的双灯温暖了我们……”
城市如此脆弱，我们却如此坚强，这一夜，我们相互温暖，相互鼓励。
暴雨中，环卫工人坚守在岗位上，伫立在一个个被洪水冲开铁盖的窨井旁，提醒路人绕开危险路段；微博上，不断有人发布自己的位置和所能提供的资源；46岁的派出所所长李方洪在牺牲前，和同事一起成功帮助50多人脱险……
我们当然知道还有另一个“看不见”的城市，糟糕的排水系统，近似于趁火打劫的违章停车罚单……，这些我们并非避而不谈。只是，这个城市归根到底是我们的，是每一个居住在这里的人的，无论是身份证上以110开头的北京市民；还是拖着行李箱、站在北京西站的人流中刚刚决定在这里谋一份青春的“北漂”人。要知道，除了地下排水等基础设施，城市还是各种礼俗和某种共同流传的情感所构成的整体。
温暖也会被流传。
21日晚，家住丰台区程庄北里的赵晶女士在微博上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她说，她之所以决定这么做，是因为去年7月27日，她和朋友在簋街吃饭时被大雨困住。一位陌生的私家车主将他们送到了方便打车的地方，见她和朋友上了车才离开，“当时我就想，以后要是遇到相似情况，我也一定尽我所能去帮别人。”
本报记者 郑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