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久前,一位教育厅长建议“废除高三”,理由是“高三反反复复复习,把孩子的思维搞得变形了,使他们对知识的欲望、对知识的兴趣磨灭了”。废除高三,只能是把高二提前变成高三。而北京十一学校提供了更现实、更积极的出路:改造出不一样的高三来。
升学率像一个魔咒。以提高这个数字为目的的教育改革,不是理想的改革。但评价一项教改的成败,在当下的中国又无法绕开它。北京十一学校2012届毕业生,三年前入校的中考录取分数线排在海淀区的第6位,三年后,高考600分以上的人数位居全市前三名,这样的成绩无疑将提振十一学校继续推进教改的信心。
上述高考成绩,不是题海战术的“战果”,而是在保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关注学生个性发展与情感需求的前提下,水到渠成的体现。学校如何保护学生,弱化高考指挥棒的负面影响,如何在这一年保持他们对学习和生活的热爱,如何让高三的教育坚持尊重规律、着眼长远,十一学校的探索给了我们启示。
可能有人会认为,在这所拥有雄厚师资力量的学校进行的高三课改,难以在众多普通中学推广,但毫无疑问,它代表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至少,各地的“超级中学”有条件群起而改之。
6月8日,北京市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一些毕业生又出现在王春易老师的生物教室里,有的翻看教室书柜里没有看完的书,有的在探讨因高考暂时搁置下的问题,还有人就是来看看自己曾经照顾过的花草鱼虫。
十几天后,北京十一学校的这些孩子依依不舍告别了中学时代。在丰富的毕业活动中(包括谢师会、泼水节、毕业典礼和舞会),他们用拥抱、热泪、泼水和动情的语言表达自己对学校的情感,并为每位老师献上独特的“答谢词”和礼物(如乌龟抱枕、手工制作的元素周期表、贴有每位同学照片的相册)。
校长李希贵在泼水节上被学生泼得浑身湿透。他很享受这种看得见的“平等”,“反击”起来也毫不手软。
因为高考,高三几乎与“压抑、枯燥、疲倦”等词画上了等号,但十一学校想用“生动、淡定、有追求、很阳光”这些积极乐观的形容词重塑高三的形象。“高三也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学生们愉快地度过。”李希贵说,“如果这一段时光没有过好,埋下痛苦、苦闷的种子,未来就会结出苦恼的果子。”
十一学校在过去一年,致力于改变适合“苦闷的种子”生根、发芽的土壤。它大幅度缩减课时与题量,把大部分时间还给学生,激发他们自主探究的活力,使得他们在紧张的学习中依然保持对生活与梦想的热爱。
高三不改变 不是真正的教改
高三学年伊始,叶大家就向生物老师王春易提出:这一年,我不上你的课,也不做作业,行吗?她如愿以偿。
王春易32岁被评为特级教师,以引人入胜的讲课见长。她还批准了另外几名学生的申请。
在十一学校,符合一定条件的学生有申请不做作业、不听课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灵活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和进度,以他们喜欢的方式学习。大一统的教学方式在这里已经不受欢迎。
总的来看,这所学校的高三显得有点“散漫”,它难免紧张,但压力已明显减轻。许多中学害怕看到学生松懈的状态,会刻意营造一种“高压”的氛围,把这些标语贴在教室:“今日疯狂,明日辉煌”、“血狼精神,与我同在”。十一学校却在高三提出新的主张:“将自主学习进行到底”,“讲给别人听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它重新定义了“课堂”的含义,在《十一学校行动纲要》中指出:课堂是学生学习的地方,是学生的舞台,并非教师展示自我的地方;减少讲和听,增加说与做;学生已经会的不讲,学生自己能够学会的不讲,讲了学生也不会的不讲。这些观点是全体教师讨论的结晶。
不过,要在高三继续这种“课堂”,一些老师担心高考成绩会受影响。普遍存在的观点是:教改只是高一高二年级的事,而到高三,放弃之前的探索,重新回到应试的老路,带着学生们一头扎进题海,是正常而现实的选择。
但王春易说:“如果高三不变的话,自主学习的改革就不是真正的变革。”她和生物学科组的同行,此前一年都在探索自主学习课堂,在高三是该坚持还是放弃,她也经历了犹豫和纠结,最终在去年6月18日的高三年级会上坚决表示:“我们绝对不会回到从前,绝对不会重新占领课堂,绝对不会像过去那样事无巨细地串讲每个知识点,不会再由老师总结梳理知识网络图,一黑板一黑板地写。”
学习有了动力 学习就会快乐
学校在争议声中以大幅度减少课时的方式,迫使教师们寻找新的教学策略:高三的每门课每周由6课时减少到4课时。晚上与周末都不补课,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安排学生自习。
一些从教二三十年的老师声称,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心里很不踏实”。
但化学组的一项统计表明:做完一套试题,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有问题,“如果在全班统一讲题,三分之二的学生只能是陪读”。而大部分问题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就能得到解决,十道题中真正需要老师讲解的,可能只占五分之一。
老师们告别了“从头讲到尾,口吐白沫,还觉得时间不够”的状态,以前需要讲授8个课时的内容,现在只需讲两三节课。
事实证明,把课堂交给几十人主导远比一个人的表现更加精彩,而且避免了在高三反复炒“冷饭”的枯燥与低效。教学方式的改变能使旧知识焕发新活力。
十一学校的毕业班学生不能只顾自己的学习,他们还需要承担起指导同伴的责任,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思考和理解。譬如叶大家,她复习生物的方式就是为同学“答疑”,她经常在教室里大喊:谁有问题就找我啊。
而每一个同学都有机会成为某堂课、某份试卷的“主讲者”。在马莱丝的班上,他们会按照名单轮流讲解英语试卷。“把一套试题分析透彻,比做很多套更有用。”她说,当时有“拼命要把别人讲明白的冲动”。
高三让人诟病的原因还在于它的急功近利,“高考考什么,就学什么”,使得它成了机械应试的“重灾区”。但十一学校大胆提出“不唯高考,赢得高考”。他们认为,在高三还需要继续为“培养有想法的学生”努力。
有想法的学生都“有问题”。高三年级的老师乐于看到孩子身上萌发的问题意识。一些人开始质疑权威、教材或命题,让王春易感到欣喜。在她的课上,有价值的问题会得到表扬,而提不出好问题的小组则要接受“命5道题的惩罚”。生物课像它研究的世界那样多彩,由阅读课、小组讨论课、动手实验课、习题分析课、师生问题讨论课、教师精讲拓展课、试卷讲评课等组成。
语文教师黄娟在高三思考的,是如何让这门学科“植根于生活,关注人的内心感受,让学生有自己的想法,而不单纯为了高考”。
她引进“时评”训练学生的思考与写作,先后编成10个专辑,包括小悦悦事件、乔布斯之死、虎妈狼爸现象、动车事故等。在这些专辑中,没有“一言堂”,她提供观点鲜明的文章,以及深入多元的信息链接,供学生讨论。
十一学校也有高考前的“百日宣誓”,但它的主题耐人寻味,带着调侃的味道——“来真的”。誓词出自学生之手,但强调“心无旁骛,乐学为先”;“成败何惧,但求无憾”。
十一学校希望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当他们有了动力,学习就会变成快乐的事情”。 事实上,近些年该校一直致力于课程开发和试验走班选课,希望建立起适合每一个学生的分级分类课程体系。
高三学部副主任杜志华老师介绍说,这些学生从入校之日起,就被要求学会管理目标、时间、方法、毅力和身体。高三正是检验这一学习成果的时候。他们各自制定并努力执行与众不同的课表,那些独特的学习计划常常精确到“分”。
从期待老师写下一黑板、一黑板的知识点到自己通过研究、分析、归纳、总结,把书“由厚读薄”,再 “由薄读厚”,马莱丝说,这种感觉很美妙。“原来是画重点,到高三下学期,开始往里添东西,看到一句话,能想到某道题,以及对某个知识点的深入理解。”她强调说,“就是在看的时候,脑子里会蹦东西。”
樊世奇则表示,她已具备这种能力:对于历史、地理与政治几门课,只需要三四张A4纸就能归纳出一本书的重点内容。
把题海变成游泳池
生物组组长王春易和她的同事发生了争论。她主张每天布置给学生的题量,只能打印在一张A4纸上。但其他老师坚持选用B4纸,它比前者要大一倍。“我是组长,必须听我的。”王春易说。但老师们在排版上动了脑筋,把A4纸排得很密。
高三学部主任田俊说,精选习题,不搞题海战术,避免学生自主钻研和消化的时间被架空,是十一学校高三课改的重要思路之一。
克制厌恶情绪,反复做题,是无数考生的学习常态。6月8日,河北某中学的一名毕业生,在网上展示了她高中的大部分考卷,堆起来高达2.41米。
即便北京的中学,大都也不敢轻视题海战术。邓琪君的初中伙伴在另一所中学读书,她在电话中抱怨“每天除了听课就是做题”。“她连上一份卷子错在哪里都不知道,就开始做下一份了。”邓琪君说,“他们的作业是我们的好几倍,每天晚上还要补两节课。”
方习鹏是一位有27年教龄的物理老师。他说:“每年的高三,师生都很辛苦。就考那么点东西,做了太多太多的无用功,得不偿失。”
他在去年暑假迎来变化。高三年级组奋战两个多月,打破知识点的条块分割,编写出各学科的复习规划书,把精华浓缩在一至两本册子里(如化学规划书仅140页)。“如果老师能够对考点、试题进行有效的提炼,就能有效减轻学生负担。”方习鹏说。
要让学生跳出题海,老师必须跳进题海。老师们浸泡在茫茫题海中,打捞最有价值的习题。有人一天的睡眠不足4小时。
“不做题不行,傻做题也不行。”数学老师崔君强说。他布置的作业很简单:“每日一练”的几道基础题(不会超过15分钟)和每个专题精选出的6道题(一次仅留1~2道解答题)。对有额外需求者,针对性地再提供两道题。
“不规定必须做多少,把选择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有的题就印10份,叫‘餐后甜点’,谁需要就提供给谁。”崔老师说,学生们在高三“快乐地累着”。
“做老师给的题目,觉得很爽、很有趣。”张蕾说,她在英语作业的记录表上,几乎每天都画一个“笑脸”,表达内心的感受。
“老师把大的题海变成了游泳池,很大幅度降低了我们溺死的风险。”张蕾笑着称赞那些“救生员”。和很多同学一样,她每天只做老师布置的题目,平均一门课的作业时间只需半小时。校方对15个班作业量的一次随机抽查显示:他们花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学科上的时间平均为39分钟、38分钟和35分钟。
十一学校的这些主张曾让一名记者感到疑惑:难道你们不重视高考升学率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只是它重视的方式与别的学校不同。“我们特别关注优异的成绩是如何获得的。”李希贵说,这关乎学校的育人目标。
他认为,研究学生20年后需要什么,比关注多少学生考上北大清华重要得多。“必须给学生时间,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在这一年里学不一样的东西,学他需要学的东西,学对他最重要的东西”。
高考不能替代生活与梦想
也只有跳出题海,学生才有时间和心情在高三过自己的生活。
“在十一学校生活期间,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王宇橙的回答是:养薄荷的经历。
他在调查问卷上写道:“我承担了养薄荷的责任,起初并不上心,偶尔浇浇水。一次放假归来,发现它们几乎干死了,我很后悔、很自责,之后悉心呵护它们,每日浇水、松土、梳叶。此事让我学会了担当和负责。”
他认养的薄荷与绿萝、虎刺、岁岁红、蟹爪兰、巴西龟、青蛙等动植物一起,被放置在生物教室。高三一年,学生与生灵一起成长。他们中有人会在两个多月里每天去观察一条金鱼“怀孕”的情况,结果发现它是饱受腹胀之苦。一名女生在紧张的学习中还为一只小青蛙的死亡,“伤心了好几天”。
“我希望从我们教室走出去的学生,不仅成绩好,而且热爱生活、关爱生命、敬畏自然。”王春易说。
但历史老师赵文龙在网上看到的另一种高三生活,却更有代表性:一所中学的晨练,学生一边跑步一边看书。“我感到震撼和悲哀。”他说。在沉重的高考压力下,一些中学生选择撕书、烧书的行为发泄内心的压抑。
十一学校的毕业生却舍不得扔掉自己用过的书,他们在校园里摆起地摊,低价把书卖给师弟师妹们。蒋欣则把书搬回了家,其中包括30多本他在高三买的中英文小说。他的另一个同学则喜欢与龙应台、韩寒、沈从文等人在文字中相遇,她每月要看两三本书,每天中午还要奉献45分钟给唱歌、跳舞。
一些学生认为,他们不只是在为考上好大学而努力,而是在为自己的梦想拼搏。睡在樊世奇下铺的同学,想当作家,一直在写小说,高三下学期还创作了一个清朝人与蛇的故事。另一名女生,以后“想在一条街上开无数个铺子,每个铺子都能满足人们对不同职业的需求”。她找政治老师分析试卷,却花了很多时间和他谈论这个梦想,得到了老师的认同,“回到宿舍后激动得一边叫一边跳”。
这不是一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高考书的的学生,内地孕妇赴港生子事件、南海局势、毒胶囊、足球、电视剧《心术》、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等,都会成为他们课余谈天论地的话题。
但高考来临,他们还是不得不放弃一些爱好。樊世奇从四年级一直写到高二的日记被迫中断了,只能隔三差五“记一记”。另一名女生周末回家也很少再串门。小姨甚至不敢轻易给她家打电话,怕影响她的学习。
体育课还坚持上,每周两节,自由选择喜爱的运动。但在海淀区组织的第一次模拟考试结束后,一些同学想占用体育课复习,被班主任“轰了出去”。
高三学生大都把自己的社团交给了学弟学妹们“经营”,但继续受到学校大型活动的青睐。去年年底,他们和打扮成“加勒比海盗杰克船长”的校长、扮演哈利·波特、佐罗、唐老鸭和米老鼠的老师们一起,加入了校园狂欢的队伍。
在模拟五洲城市运动会上,高三年级也奉献了精彩的创意和节目。薛柳君所在的10班代表悉尼,她花两周时间设计、制作了一个高三米、宽六米的悉尼歌剧院模型。当它挺立在操场时,全班同学拼命鼓掌。“那一刻带给我的激动和兴奋,在我的心中永远都不会消失。”她说,“我居然还有时间在高三做了这样一件事。”
他们还组织了“成人礼”,每个班自行设计蛋糕,排练一个节目。马欣然所在的文科五班经民主投票后,决定设计车型蛋糕、演唱改编版的《老男孩》。她的母亲特意从黑龙江飞回北京,和丈夫一起,见证那个时刻。家长们给各自的孩子写了一封信,祝愿他们今后的人生如成人礼的主题:怒放·光芒。
会最怀念“老师、同学,高三快乐的日子”
6月5日,高三年级的最后一课,任课老师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学生们的关爱。文科5班的老师给他们送去了巧克力、贺卡和贴心的鼓励。历史老师赵文龙有感情地朗诵了他为学生们写的《九万里风鹏正举》。
在下午的班会上,孩子们要求对中国教育持批判态度的历史老师“用5句名言表扬中国的教育体制”。“他很囧,憋了半天也没说出来”。5班的同学熟悉每位老师的特点,“要抓住老师们好玩的地方,给他们出题表演”。
地理老师赵蓓擅长心理辅导,同学们请她“抚慰班上的一条抑郁的狗”。平时很安静的英语老师则被要求用印度式的“咖喱英语”介绍十一学校。数学老师是游泳健将,他假装和语文老师喝得大醉,还要去游泳,但被语文老师想尽办法轰出了泳池。
学生们的这些创意看起来是对师道尊严的“冒犯”,实际上折射出了师生感情的融洽。《十一学校行动纲要》强调,良好的师生关系是确保师生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和基础。“应该亲情如父母子女,友情如同伴朋友,严而有格,爱而不纵”。
李希贵为这种师生关系的孕育提供了某种条件。他甚至很少出现在高三年级,“不想让老师感到很有压力”。 他说,如果学校总是强调升学率,哪怕只提高一个百分点,老师都会压力很大,“势必伤害学生,伤害教师,丢掉许多东西”。
只有当教师不是紧盯着升学率去追求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去关注其它。蒋欣则同情他过去的一位同学,他所在的学校把尖子生都集中在一个班,每次大考,淘汰一批,吸纳一批,“完全唯分数是举”。
不久前,樊世奇和另一所高中毕业的老同学一起玩,正好遇见同学的老师。“她就拉着我跑。我觉得不可思议。”樊世奇说,“如果我碰到老师,会拉着她的手一起玩。”
“我们的老师不是用高压来赢得尊重,而是用尊重赢得学生的尊重。”蒋欣则总结到。
他们喜欢私下里找老师聊天、撒娇,或者哭诉自己的成绩。老师们提供的大都是鼓励而不是压力。有同学说,在老师身边待一待,随便聊几句,心情就会放松。
过去一年,王春易没再像以前那样抓学生补差,但主动找她的学生却不少。她和同事们渡过了“一对一交流次数最多的一年”。他们每天晚上待在办公区,恭候学生上门提问。
校方对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想了解他们以后“将最怀念什么”,王玉勍同学的答案是:“老师、同学,高三快乐的日子。”
6月7日,高三年级的老师穿上红色衣服,与学生击掌、拥抱,把他们送进了考场。高考后,一些学生还惦记着教室里的动植物,此时,薄荷、青蛙和小金鱼们已经有了新的主人:即将升入高三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