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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脸，大眼，虎背熊腰。说是个武装部长，严丝合缝，可偏偏是个宣传部长，怎么看，怎么不像。
不像宣传部长的周恩义，颇有些传说。
一次，路上看见几个小青年围殴一个孩子，孩子满脸是血，他们还是打，路人无一敢言。周恩义一步冲进去，把孩子护在身后。打人的冲着周恩义挥拳而来，周恩义大手一抓，胳膊一别，一脚踹去，那小子趴在了地下。其余的人，面面相觑，落荒而逃。
别人有难，自己要是躲了，一辈子都睡不着觉——周恩义就这脾气，年纪大了还是改不了。
创建文明城市，周恩义发现繁荣社区堆了二层楼高的垃圾。他当夜叫来环卫工人和铲车、运输车，带着宣传部的同志，抄起铁锹，打着手电，挥汗如雨干了一个通宵，搬走了垃圾山，搬来了社区居民放鞭炮的喝彩。
有人说，这也不是宣传部该管的事儿啊！周恩义说：“给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就是最好的宣传。”
今年63岁的周恩义，退休前是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干了几十年宣传思想工作，爱管“闲事”出了名。
1994年冬天，听说裴家村村民大米卖不出去，周恩义二话不说，骑上自行车，顶着寒风跑到邮局，连发9封电报，向过去当兵时的老战友求援。不到一个星期，24万斤大米一销而空，每斤比盘锦市场价还高出两分钱。这年，村民过年串门子念叨最多的一个名字就是“周恩义”。
周恩义一提这事就“嘿嘿”乐，头一低，眉眼都挤到了一块儿，像个得了表扬暗自开心的孩子。他可不觉得这是“闲事”：“搞宣传不能空对空。群众认可你办的事，才认可你这个人；认可你这个人，才听你说的话。”
讲党课，光说大道理没人爱听。用周恩义的话说：“手里没有米，叫鸡都不来。”
他讲课，从来不用稿，净是大实话，从党的方针政策讲到田间地头，抽象的政治理论让他讲得通俗易懂。党员听得入迷，群众也来听。有的妇女抱着孩子来听。人太多，屋里坐不下，院外接个大喇叭听。这个村听过了，追到下个村再听一遍。今年听完了，来年村民又问：周部长啥时候开讲啊？
他还常说：“要让党员带头富，宣传部有责任帮着选好路。”
城市快速发展，兴海街道赵家村成了“城中村”，村民拿了征地补偿，却不知道怎么花。赌钱的，吃喝玩乐的，喝大了打架闹事的，一团糟。周恩义主动给这个村当“参谋长”，出了三招儿：发展路边经济带，引领农民包商网，转移剩余劳动力。今天听来没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却是语出惊人。在他的帮助下，赵家村成为盘锦市第一个亿元村。
得了这么大实惠，村民们当然想对恩人“表示一下”。可是，周恩义连他们一顿饭都不吃。一次次地请，一次次请不来，村民们相传：“这真是个‘只帮忙不添乱，光干活不吃饭’的好干部！”
到兴隆台工作20年，他没吃过一顿基层的宴请，也禁止所有部下接受吃请。一次，一个年轻干事在村里忙到中午，受请在乡政府食堂吃了顿饭。周恩义知道了，训了他两个钟头，气得腮帮子直哆嗦。宣传部的同志下基层，就着矿泉水啃面包，已是家常便饭。
福德汇是一家私营餐饮企业，周恩义帮他们建立了现代企业文化和思想管理体系，企业迅速发展。总经理辛亚萍说：“他就像帮我们扣衣服扣子，第一个扣子扣正了，下边的扣子就扣齐了。”她知道周恩义从不收礼，就给周恩义老伴买了件衣服。谁知，这件衣服送了7年，至今还没送出去。
有人评价：“老周身后没有一行歪歪脚印儿。”周恩义说：“宣传干部行得正，说的才对；行得不正，你说的对，人家也不信。”
在兴隆台，上上下下都知道周恩义四次“拒官”的事。他资历老、成绩大，上级早就想提拔他当区委副书记，他不去。2002年，组织上终于做通了他的工作，让他当了区委副书记。可是4年后，区委换届时副书记的职数减少到一人，他又主动找领导，请求把职位让给年轻人，并且又推掉一次当组织部长的机会，自己回去继续当宣传部长。
人家称赞他“能上能下”，他却说：“我就喜欢干宣传。再给我五年时间，我能把兴隆台宣传到全国去。”
周恩义是“大好人”，却不是“老好人”。他向来有话直说，从不掖着藏着，哪怕是对顶头上司。
有一回，小范围会议上研究一份任职名单。周恩义当场就对领导说：“你这不对，没有走民主程序。”领导说：“怕泄密。”周恩义说：“泄密还是你不对，那是因为你没有教育好干部。”领导向他道歉，顺便悄声说：“给我留点面子吧，当着这么多人。”周恩义又“嘿嘿”乐了。
周恩义爱笑，也爱哭，他可不是个“淡定”人。
兴海街道原武装部长丁凤岐得了肝癌，在民兵训练场上，用手使劲摁着肚子，满脸是汗，疼劲过去点儿，继续教民兵射击、投弹。亲眼看到这一幕，周恩义说：“这样的干部不宣传，宣传谁？”他提笔就写推荐材料。
写到情浓处，他写不下去了，放声痛哭，泪水把稿纸打得一片模糊。他抹抹眼睛，边哭边写，一口气写了4份报告。
周恩义先后推出了100多个兴隆台先进典型，其中26个是他自己写的，他最善于从小人物当中捕捉闪光点。
1994年，他发现振兴街道老大娘任桂芝不一般。一次，任桂芝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村姑娘。回了家，任桂芝四处打听，找到一份边学缝纫边上班的工作，赶紧给姑娘写信。姑娘还当是骗子：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大好人，平白无故给人找工作？后来得知这是真事，姑娘全家感激万分。姑娘在任桂芝家吃住两年，任桂芝一分钱都没收。这样的事不只一件，先后有6个人在任桂芝家住过，最长的住了四五年。
要是人人都能有任桂芝一样的善心，我们的社会该多美啊！周恩义开始组织宣传这位老太太。任桂芝名气越来越大，善事也越做越多，带动了社区一大群老年人。
周恩义与任桂芝相识16年，直到老人82岁去世。葬礼上，周恩义哭得比谁都伤心。同时他知道，任老太太可以含笑九泉了，她的名字已经留在了千万人心间。
周恩义说：“我这个人，就适合在老百姓堆里，离开老百姓心里就没底。”
老百姓也爱他。他退休时，几位社区大婶织了两双大红毛线袜，非要他当场穿上。脚往袜子里一伸，周恩义就掉泪了。他说：“我这辈子没白干哪。”
周恩义的部下也爱他。平时他对职工要求严，对自己要求更严。单位签到簿就放在他办公室里。他有个“一把手格言”：“第一个到位，第一个受累，第一个遭罪，最后一个撤退。”部下没一个不服气的。
他公道，单位的钱全部摆开花，每一分钱用在了哪里，全单位人都知道。他不接受别人宴请，却常常自己掏腰包请别人。单位里不管谁的老人从外地来了，他只要听说，必定请吃饭。见哪个年轻职工没好衣服，“走”，拉着就去商场，自己掏钱给他们买衣服。
“共产党给我发的工资够多了。我还是六级伤残军人，医药费全报销，钱花不完。”他知足常乐，说：“好比分苹果，一个人吃就一种滋味，8个人吃就8种滋味，多美？”
总想着帮人的周恩义，其实最需要帮助。
当年在部队一次训练中，他的左膝盖受伤致残，至今每半个月要去医院抽一次积液，一年到头一天24小时的疼。
他老伴1998年得了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他独自照顾老伴，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服。每天下班回家，先要摸摸老伴的头，把她抱起来：“来，走两步。”
在他家一张桌子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他手写的老伴作息时间表：半夜11点起床、1点起床，早上3点起床、5点起床。他每天夜里都要起来四五次，帮老伴去卫生间，十几年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
就是这样的生活，周恩义却过得有滋有味。
他家里养着20来种花，龙血铁、火鹤、红蜡烛、虎皮剑兰、巴西木……花如其人，没有一个纤细柔弱的品种，个个都是根粗叶厚、色彩浓烈。
其中一株君子兰至今已34年，跟他儿子同龄。见花生情，想起早年当兵，驻守中蒙边境28年，五六岁的儿子跟他一起蹲在山沟里。一个冬天，他出差回到军营，见儿子躺在床上睡着了，冻得通红的小手里还攥着几只捡来的子弹壳，那是孩子唯一的玩具。想想刚在外地看到的城里孩子玩的机器人，看看眼前跟他吃苦的孩子，周恩义握着儿子的小手，眼泪直往下淌。
如今退休了，他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可是，原来装在他心里的人，一个也忘不了。
这些年，他帮扶了不少贫困户，其中有个老大姐叫张术兰，周恩义帮了五六年。今年春节，他领着儿孙又去了，手里拎着酱油、大米、钱。
张术兰说：“你不是退休了吗？”
周恩义说：“我退休了，扶贫不退休。将来我走不动了，让我儿子、孙子来。”
最近，周恩义有点慌。他这个抓了一辈子典型的宣传部长，到退休竟被人把自己“抓”出来了，他很不适应。末了，他自己给自己做工作，“我要从周恩义跳出周恩义，典型归典型，我还做我的周恩义。”
新华社沈阳7月30日电
新华社记者 张严平 李柯勇 于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