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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寻找南京走失女童”的求助微博，可以在被辟谣之前转发4万余次。
“面对越来越多的人上微博求助，你觉得这种个体网络求助，有用吗？看多了悲惨的求助帖，会逐渐麻木吗？”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近日抛出了这个问题。
谁的眼泪，谁的麻木？
“转，还是不转”，这对数亿使用微博的中国网民来说，正在成为了一个难题。
从去年“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以来，微博求助时而“发威”，时而被证伪。近日的“南京红山动物园女童走失事件”，再次被证明照片和信息是伪造的。（本报7月6日曾报道过此事——编者注）
“我经常看到有人求助，一开始还会帮忙转发，但发现‘南京走失小女孩’微博是假的之后，我基本只支持比较有名的微公益活动了。”
“网上微博求助是公民寻求救济的最后一个渠道。”知名网民邓飞说。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他，转发的陌生人求助不计其数，其中最多的是“没钱治大病”。
“求助者解决不了的困难，求助信息在微博上传开，就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邓飞转发救孩子的求助，“基本都成功筹到钱了”。他认为，求助信息通过微博传播，总会被那些愿意帮助的人看到。“我有200多万的粉丝，今天这拨人看到了，明天看到的又是另外一拨人。总能碰到被感动的人，愿意提供帮助的人。”
张志安则并不像邓飞那样乐观：“真正能够获得帮助的人在微博上只是一小部分。”
不少网民也认为，大多数人只是转发，并不会身体力行去援助。“我只是个刚毕业的学生，说实话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转发。”网民“David严126”说。网民“肥鸭vs月巴甲鸟”说得更坦率：“有空总是玩微博的人，有时并不能给求助者实质性的帮助。”
一位媒体工作者的侄子得了白血病，他在微博上发动募捐。由于他自己是微博实名认证用户，最后转发量也很高。“但事实上没能发动起社会上的力量，除了上海的一位网友慷慨解囊捐了10万元，剩下的大多是圈内朋友捐的。”朋友和他事后反思，认为可能是因为白血病之类的求助“实在是太多了”。
有网民无奈地感叹：“看多了悲剧，会麻木。”
为了同情，卖了尊严？
深圳龙越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认为，网民的麻木并不全是出于个人原因。“目前，微博求助还处于靠同情捐助的阶段，求助信息煽情化成了趋势。”
“为了获得眼泪，求助者经常要把自己的全部隐私、辛酸，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得到了资助，却失去了尊严。”孙春龙说。
伴随援助而来的负面代价，也成为了当下微博求助的一大争议焦点。
邓飞并不讳言，微博求助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因为我要帮助你，肯定要知道你的名字、情况，要不然就可能被你骗了。”我国目前的网络社会互助处于起步阶段，捐款人的公益意识并不成熟。“有些人觉得我捐了钱，我就是你的捐款人、恩人，那我就要很细致地去盘问，会有一些不够克制的、没礼貌的质疑。”
但邓飞认为这些不是“微博求助”的阻碍。因为在微博上求助的人，解决问题的迫切需求多数会大于保护隐私的需求。
孙春龙认为，微博求助的煽情化也会带来公益资源的不恰当倾斜。“一些写得煽情的微博得到了大量关注，而那些不太会写微博、甚至不知道怎么上网的人，却没有援助。而后者可能才是更需要帮助的。”
张志安也认为，许多没能“赚取眼球”的求助难以引起网民关注，多数求助最后落得个石沉大海。“更多时候，这些问题还是需要政府和公益组织来解决。”
微博求助走向何方
“不少公益组织投网民所好，借助微博求助，为求助者个人开通专门账号。但这种趋势，其实并不是健康的公益模式。”孙春龙说。这大大增加了公益组织的运营成本，“比如网民指定一笔钱捐给特定的人，那么在财务上就要向这个网民反馈这笔钱的使用。如果每个捐助者都如此，实际上反而更耗费公益组织的人力物力。”
如何才能让微博求助变得更加有效？“第一，你肯定要诚实。第二，要为自己的说法提供证据。第三就是要学会做长微博，因为一条微博只能容纳140字，不能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第四，要精确说出你的困难和请求。”邓飞说。
邓飞告诫求助者不能变成“祥林嫂”。他表示有些求助者不和大家互动，每天只是自己疯狂地转发，这么做的效果并不好，“没有互动就没有信任。”
即便事件没办法解决，邓飞认为，更重要的是通过微博上的求助与网友的互动，能够给予求助者温暖，带来一种“正面力量”。“告诉大家，人是可以相互帮助的。实际上，这是对社会风气的净化。”
邓飞提到了一个吉林的女孩。她的家被拆迁，父母被打，却没有任何人或部门出面来管。“我鼓励她自己把事情在微博上写出来。让她天天去@当地的政府和公安局，我们帮她转。”后来，当地政府帮她把那个凶手找了出来。“我不断鼓励她，建立信心，做一个有尊严的求助者，一个内心强大的人。”
“寻求帮助的时候，最能帮助你的还是你自己。”邓飞最后说。
实习生 徐霄桐 本报记者 庄庆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