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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这些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之巨变，有目共睹。这十年，是科学发展观探索与成熟的关键十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凡的十年。
十年间，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严峻挑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沉着应对，科学决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排除重重干扰，化解种种危机，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综合国力持续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十年间，中国已从一个努力争取参与世界贸易游戏规则的“丑小鸭”，成长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优等生”，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民生改善，“神舟”飞天、“蛟龙”入海为我国人民的生活和福祉谋求了更大的空间。这一切都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科学发展观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科学理论。
作为中国主流媒体，本报从今天起推出“这十年·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栏目，透过百姓的视角和感受，梳理这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探寻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以寻求未来更加扎实稳健的国家发展之路。
如果没有张玉卿在北京见证和参与的那场“革命”，江苏外贸小商人刘琴或许至今还在以这样的方式做生意——
她奔波于东南亚国家，将牛仔布面料贩卖给那里的成衣工，自己找到客源，拿到订单，却没有外贸权。当时她只能割让一部分利润，向当地的外贸公司缴纳“代理费”。
但现在不同了。“做外贸，每个人都有机会。”她说。
过去，外贸权一度由少数外贸总公司垄断，一般企业面对的是计划、配额、许可、内部审批，是“三六九等、层次分明”的体系。这样的体系曾赋予外贸审批机构巨大的权力，有一位负责审批的官员，不打网球却得了一种叫“网球肘”的病，就因为每天在批文上签字签得太多。
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对“中国的外经贸体制作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无论是国企、私企，还是合资企业，甚至自然人，都被允许从事外贸。“这一做法使得我国在贸易权上实现了真正的人人平等。”原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张玉卿说。
在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谈判取得成功仅半个月后，张玉卿当时所在的外经贸部即开启了大规模的法律法规清理工作，随后扩展至其他各部委，历时近两年，涉及3000多部法律法规。目标就是改造在计划经济下的那套规则，要尽快跟基于市场经济的WTO规则对接、匹配。
“毫不夸张地说，清理法律法规和制定新的外贸制度，就像是一场革命。”张玉卿始终这样认为。
这场“革命”某种程度上确实革了外经贸部的“命”。在中国加入WTO后的第469天——2003年3月25日清晨，没有任何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牌子悄然摘下，换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牌子。
这样的“革命”其实是中国改革一路走来的某种必然。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决定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WTO的前身）时，并没有像一些东欧计划经济国家那样采取不触及国家内部体制的“进口承诺”方式，而选择以“关税减让”的方式，让关税起到杠杆调节作用。在张玉卿看来，“这说明当时的决策就是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去的”。尽管那时“市场经济”还是个敏感词，直到1992年才被写进十四大报告。
中国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曾在多个公开场合一再重申，中国入世的重大意义之一是：以外力来推动内部的改革。中国改革的重要智囊人物迟福林也曾表示，入世将带来中国全面的体制性开放，而全面的体制性开放将倒逼改革，“中国加入WTO锁定了改革的方向和速度”。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这句话更被写进了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
众多观察者相信，加入WTO对于中国的意义，绝不仅仅关乎贸易；它给国人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具体而微的各种条款，更是构筑市场经济基石的“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法治精神”等规则和理念。
这些规则“溢”出了外经贸领域。
人们从浩繁的入世文件中发现，绝大部分条款均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首都经贸大学学者张智新评论说：“原来市场经济首先不是对公民个人或者企业的要求，而是对政府的要求。”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2003年即进行了以“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为方向的政府机构改革；2007年十七大提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2008年3月开启了又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两次改革被众多评论者视为“管制型”政府的逐渐转型。
十多年来，政府采购法、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继出台；知识产权、反倾销、反补贴等领域引入司法审查制度，允许司法部门挑战行政部门；法律法规出台前开始公开征求意见……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花如此大的精力来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并且为学习WTO规则投入如此大的财力、物力。”瑞士伯尔尼大学世界贸易研究所所长、WTO专家组专家Thomas Cottier曾这样说。
张玉卿曾经见证中国入世的全过程，并且是中国公民在WTO专家组任职的第一人。在中国入世十周年时，早已从商务部（原外经贸部）退休的张玉卿写了一篇文章《WTO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他认为，显而易见的是进出口总额和GDP数字的惊人增长，但更多的改变则是无法用数据来描述的。
“WTO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国际组织，一套法律制度，一种经济运行规范。”张玉卿说，“它所体现的理念和规则，有必要推广到经济以外的领域，这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很重要。”
他如今想再写一篇文章，探讨中国入世后下一个十年的路该怎么走。不过，“这篇文章可不好写”。
本报记者 包丽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