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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客户绝大部分都喜欢把劳斯莱斯的内饰做成红色？
□也许英国商人平时不需要考虑怎么和官员处好关系这种事情。
□乔布斯能把苹果做成手机，而我只能把苹果做成苹果汁，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
奥运时间下的伦敦，会迎来128个国家的政要，而一封由英国首相卡梅伦发出的邀请信，则为这座城市迎来了另一批来自中国的客人。
这个20多人的访问团包括王石、俞敏洪、马蔚华、朱新礼等知名人士，团长是联想集团的创始人柳传志。在接待的英国人眼中，他们既是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是“中国4%~5%的GDP”。
访英的8天里，这群特别的造访者参观劳斯莱斯的手工制作工厂，听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技工讲述汽车的故事；他们也曾乘船在剑桥大学的康河里顺游而下，在岸边的木屋里热烈地讨论“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
他们的行程还包括前往英国国会所在的威斯敏斯特宫，向英国的宪政文明致敬。
中国企业家俞敏洪改写了凯撒大帝的一句话，用来描述自己的收获。在伦敦金融城举行的圆桌会议上，俞敏洪在开场白中说：“我们来了，我们看了，我们互相学习。”
谈论中国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
不过，在“互相学习”开始之前，企业家们首先需要应对的，是那些关于中国的讨论。
在访问行程的第一站，成员们站在豪华轿车品牌劳斯莱斯总部的车间里，一位白发苍苍的员工向大家抛出了第一个问题。他指着生产线上一辆黑色的轿车发问：“你们猜，这辆车的订制客户来自哪个国家？”
“中国。”一位企业家脱口而出。答案似乎显而易见，这辆轿车拥有红色的内饰，座椅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落还被画上了一条金色的小龙。
对面的劳斯莱斯员工也笑了，事实上，这条生产线上的大部份轿车，都是由中国人订制的。
访问过程中，这位老人诚恳地向企业家们“感谢中国”。他说，10年前，全手工制作的劳斯莱斯一天只生产4辆车，而现在，它的产量却提高到原来的5倍。2011年，超过1000辆价值千万的劳斯莱斯汽车进入中国；也是在这一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劳斯莱斯的第一大消费市场。
不过，在为这些订单高兴的同时，公司的一位销售总监也忍不住悄悄地询问一位团员：“为什么中国客户绝大部分都喜欢把内饰做成红色？”
如同劳斯莱斯一样，伦敦的街头随处可见中国文化的痕迹。马路上公交车印着中国的牛奶广告，一家国内的羽绒服品牌则刚刚在伦敦租金最昂贵的街区开设了旗舰店。一位英国导游说，他常常看到中国人拎着大包小包出入奢侈品商店，“他们真的都这么富有吗？”
也有人翻出硬币的另一面。全球最大的传播集团之一WPP首席执行官苏铭天说，尽管中国的商标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伦敦街头，但“外国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知晓度很低，甚至比不上印度和南非”。
如果要用符号来表现最大部分英国人的态度，对勾或叉都不如一个大大的问号来得贴切。
从企业家们在伦敦落地那一刻开始，工作人员先后接到了泰晤士报、经济学人等著名媒体的采访请求。光是BBC一家媒体，就有6路人马提出了报道需求。一位东英格兰地区的记者甚至专门开了辆直播车，来到活动现场。
一位活动组织者回忆，外国记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此番伦敦行是务虚还是务实”，还有记者会旁敲侧击地向企业家们打听“中国领导人的换届问题”。
不过，这些绕来绕去的寒暄过后，英国记者最终会提到的问题，往往是民企的生存环境。采访柳传志的时候，泰晤士报的记者曾直截了当地发问：“民营企业的整体环境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公正、不公平？”
如果有“经济奥运会”的话，在座的诸位就能组成中国的国家队
7月22日，当企业家们抵达英国，参加欢迎晚宴的时候，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外国企业高管用流利的中文致欢迎辞：“伦敦奥运会马上要开始了。而我相信，如果有‘经济奥运会’的话，在座的诸位就能组成中国的国家队。”
整个英国之行，这些民营企业家受到了在国内难以想象的欢迎。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官邸的露台上同每一位访问团成员握手寒暄；英国贸易投资总署的首席执行官声称：“在座各位只要有一个人不来投资英国，我将誓不罢休。”
最夸张的评价来自那位眼神迷离、头发不整的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他公开宣称：“你知道伦敦的天气为什么突然变好了吗？是因为那些中国企业家来了。”
一个叫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非营利机构是此次伦敦行的组织方。俱乐部秘书长程虹发现，在国内，“民间”的身份往往被看做“不靠谱的象征”，可一旦举办涉外活动，“非官方”的色彩却往往能够获得尊重和加分。“老外觉得这才是市场的力量。”
事实上，在一年前俱乐部组织的一场访问美国的行程中，这些民营企业家们高效务实、开门见山的谈话风格，让美国政商学界的很多人惊讶不已。
程虹记得，当时还有美国媒体评论说，他们从这里“找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理由”。而在此之前，除了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以及联想集团的创始人柳传志，大部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并不为世界所知。
这一次在伦敦，来自中国的企业家们再次表现出了崭新的风格。访问行程期间，柳传志在微博上举行了一次“微访谈”。因为之前没开过微博，他回答都是写在纸上，再由助手打字发出。
当看到一位网友提问“是否担心‘文革’二次出现”时，年轻的助手习惯性地说：“‘文革’的问题，不回答。”
“为什么不答？”柳传志说。他盯着屏幕，让助手一字一字地打出了一句话：“如果‘文革’重现，将是最大的灾难。”
“我都这把年纪了，想说点啥就说点啥吧。”他后来对程虹说。
同样快人快语的还有俞敏洪，由于语速很快，工作人员常常跟不上他的节奏，他干脆自己坐在电脑前，一条一条地回复网友提问。
当被问到伦敦之行的最大感受时，俞敏洪说，英国的企业家在一个稳定的、法治健全的社会环境下踏踏实实做生意，而中国企业家更多关心的是大环境的稳定，以及如何和政府处关系。
其实，这个回答就是他在一次早餐会上的提问。当时，全球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后裔——罗斯柴尔德勋爵正站在台上，俞敏洪在台下拿着话筒，用流利的英语发问：“请问英国企业家如何与政府打交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
听到这个问题，原本背对着讲台的服装企业家苗鸿冰转过了身，汇源果汁集团董事长朱新礼也放下手中的面包，准备开始记录罗斯柴尔德的答案。
不过，75岁的老勋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他只是零星地提到自己的家族保留着与国王一起散步的传统。在场的媒体人李翔猜测，罗斯柴尔德也许是没有理解这个提问，“也许他们平时不需要考虑怎么和官员处好关系这种事情。”
自由是唯一的答案
在赴英访问前一个月，程虹特意给俱乐部顾问、经济学家许小年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又把另一位老朋友张维迎从学校里“拉出来喝茶”。程虹的问题是“去英国交流什么”，两位经济学家的答案也非常统一：“感受英国的制度文明与商业文明”。
7月27日，当伦敦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向全世界展示“工业革命”的辉煌成果时，在现场观看表演的中国企业家们也在热烈讨论：“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
讨论的缘起是在剑桥大学一座木结构的阁楼里。当时，在这个被称为“李约瑟研究所”的地方，一位英国学者向中国商人们重新提起了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为何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17世纪的中国。
“我们也许可以思考一个新的‘李约瑟问题’，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否已经可以促进科技的发展？”这位学者说。
“我觉得我知道答案。”柳传志说。10年前，曾有一位日本学者预估，中国在数年后将会出现类似韩国三星这样的公司。可现在，柳传志创建的联想集团拥有40多亿美元的现金流，但中国依然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创新科技公司。
“我们不敢全部投入创新。”柳传志说，“因为对中国的民企而言，首先是要活下来，而不是冒死一争。”事实上，掌握着雄厚资源的大型国企同样没有投入重金去做研发，柳传志说，“他们不会从长远角度来考虑投资，这是个体制问题”。
他最后总结说：“我特别希望我们的政治家能和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坐下来聊一聊。”
这是企业家们在整个行程中最热烈的一场讨论。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回忆道，马蔚华和张维迎都加入了这场讨论，直到上到大巴车上，甚至到了晚饭时间，“李约瑟新问”都是团员们最多提及的流行词。
在行程的最后一天，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常务副理事长刘东华又一次提起了李约瑟研究所的访问。他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实际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把中国人天分里有的好奇心、创造力、想象力激发出来，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遗憾的是，这场艰巨的创新还没有完成。”
同行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评论说：“对于新的‘李约瑟问题’，没有自由，是唯一的问题；而自由，是唯一的答案。”
当然，讨论也有轻松的部分。汇源集团的董事长朱新礼曾在一次小型论坛上直言不讳地提问：“乔布斯能把苹果做成手机，而我只能把苹果做成苹果汁，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
现场的笑声中，苹果欧洲区副总裁帕斯卡回答：“我们做一件事，是不断地做，越做越好。我觉得你还是继续做苹果汁吧。”
更轻松的部分发生在奥运开幕式的现场。企业家们穿着安踏公司提供的奥运领奖服，一度被很多英国观众误认为教练团队。一个5岁的英国小男孩儿跑来问牛根生：China？牛根生大笑着说：Yes！
这个晚上，当工业革命的场景重现，由钢水锻烧而成的五环在伦敦碗中央升起时，穿着红白相间队服的中国企业家们，在看台上惊呼起来。
本报记者 林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