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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女单选手丁宁多次因发球违例被罚分，“吊环王子”陈一冰表现完美却屈居亚军，羽毛球双打选手于洋、王晓理因“消极比赛”被禁赛，同时英国自行车选手辛德斯却以“假摔”赢得金牌……
本届奥运会上，裁判们的“争议判罚”屡屡上演。这令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公众，在观赛之余，都不得不思考谁来监督奥运裁判？谁有权解释赛事规则？
“如果裁判员不能公平地判罚，对体育精神是一种亵渎。”在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与体育社会学教研室主任黄亚玲教授看来，在一些项目上，奥运裁判有权力过大之嫌。“对过分错判、漏判的裁判，应该有‘下课’机制。对不同赛事的规则，各单项体育组织不能‘松紧不一’。”
裁判“说啥是啥” 谁来监督
“你觉得陈一冰被裁判‘黑’了吗？”在凤凰网上，90%的投票者的选择是“肯定被黑”。
不止中国如此。本届奥运会开幕后，日本拳手清水聪6次击倒对手却被判负，韩国游泳选手朴泰恒在400米自由泳预赛中被判犯规……错判、漏判、争议判，已令多国运动员和观众“大跌眼镜”。
“裁判员由各项赛事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选拔，选拔的标准，是裁判的场次和经验等，水平有可能参差不齐。”黄亚玲认为，这届奥运会“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准备得不充分，裁判员没有在奥运前的各项‘测试赛’上，好好练习精确地把握打分尺度。因此，判罚水准屡遭质疑。”
在首都体育学院副院长王凯珍教授看来，更大的问题在于，奥运会作为一项早已超越专业“小圈子”的国际性体育盛会，还缺乏对裁判员的有效监督机制。
据黄亚玲介绍，在目前的奥运会上，各种比赛项目的裁判方式，差别较大。比如田径的速度和力量，都可以通过仪器来判定，精确到千分之一秒，判罚的争议相对小。但在诸如体操、跳水、花样游泳等“软”的项目中，由于主观性多，裁判或是故意或是过失，其判罚很难做到绝对公正。
目前，奥运会对“争议判罚”不是没有申诉机制。如果奥运选手认为裁判“明显不公”，可以先向该项目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申诉，如果不满意，可以继续向国际体育仲裁院申诉。
但在诸多体育法专家看来，申诉“限制多多”，“成功率”极低，能起到的作用“极其有限”。一些情况下，很容易陷入裁判“说啥是啥”的局面。
“比如陈一冰，按照国际体联的规定，只能就自己的分数申诉，而且只能就难度分申诉，对完成分或者别人的分数不满，是不能申诉的。”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马宏俊教授介绍说。
山东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黄世席教授指出，这一申诉机制的基石是“不干涉专家的裁决”。“裁判毕竟是内行，如果‘外行指导内行’过多，恐怕也失去了竞技体育的魅力。”
“目前，裁判员‘下课’机制还比较缺乏。”黄亚玲坦承，但至少可以考虑引入更多制约因子。“比如，在一些‘软’项目上，人与高科技判罚更好地结合。某项目的国际体育联合会，对待申诉更加积极回应等。”
适用规则“双重标准”难以服众
伦敦奥运会中，“争议判罚”不止限于比分。对规则的理解，也被质疑对参赛国和东道主国，持“双重标准”。
在新的羽毛球赛制规则下，中国选手于洋、王晓理因“消极比赛”被禁赛。但在男子团体场地自行车赛的一场资格赛中，英国选手辛德斯在出发后不久突然摔倒，重新比赛后获得金牌。这一“假摔”，却被裁判认为是合理利用比赛规则。
对选手的不同命运，黄亚玲认为，虽然于洋、王晓理明显没有积极比赛，影响确实恶劣，被禁赛是逃不过的。但其中的“规则漏洞”，也不应被一笔带过。
在国内某门户网站一项“你认为谁更应该为羽毛球队员被取消参赛资格负责？”的在线调查中，记者看到，有约20%的公众认为是“世界羽联制造规则漏洞导致荒唐结果”。更有网友直截了当地表示：“一场输球就能让自己，让本队获得更大利益的比赛，其规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上述看法不是没有道理。如果赛制规则不能保证运动员朝这个目标去努力，规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单纯把责任推到运动员身上，不公平。”黄亚玲说，在羽毛球赛和自行车赛中，适用规则“松紧不一”，不是有意针对某一国而来。
“世界羽联制订新赛制的出发点，是为了让更多的国家参赛。现在羽坛是中国、韩国等强队垄断，久而久之，可能阻碍其他国家羽毛球运动的发展。甚至一些运动项目，因为某国‘大势独揽’而致参赛国大减，可能面临‘不再被国际奥委会列为奥运比赛项目’的危险。”黄亚玲强调，所有赛事应该把握一个相对持平的“松紧度”。至少在有相同特点的项目上，把握一个大致相同的松紧标准。
“虽然项目不一，其各自的技术规则、战术、发展程度都不一样，但不能在羽毛球比赛里就是‘消极比赛’，在其他比赛里就是‘合理避让’，这显然不能服众。”她建议，国际奥委会要跟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之间加强沟通协调，“在适用规则上，让羽毛球和乒乓球的松紧尺度差不多，自行车和类似项目的松紧尺度也差不多。”
国际单项体联“一意孤行”恐失去观众
“裁判并非孤零零的个体，他们受雇于各单项协会，单项协会又听命于国际奥委会。而奥运会背后，往往缠绕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纠葛，和政治等众多方面的考量。有时，裁判员只是棋子，真正的庄家是背后的各路政客，他们让奥运会变成了印钞机，让奥运会变成了政治筹码。”
有网友在观赛后，这样写下对伦敦奥运会的感慨。
在黄亚玲看来，上述感慨虽然不无偏颇，但若各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乃至奥委会，对公众的质疑，反应过于“迟钝”或冷淡，恐怕声誉有损，流失观众。
“虽然体育赛事一贯尊重裁判员的专业权威，但如果某项赛事，因为过多的‘争议判罚’而失去了运动员、教练员的信任，损失恐怕难以挽回。”
黄亚玲指出，每一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都试图在“怎么让项目更好看、发展更快”与“最大限度地做到公平、公正”之间维持平衡。因此，他们不太可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一意孤行”，彻底忽略运动员的利益和公众的感受。
“目前，竞技体育的规则，其制定权和解释权基本属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由一小部分专业的‘圈里人’操作。但现实是，奥运会早已进入了社会范畴，不只是单纯的体育比赛，而成为某种‘世界瞩目的大事’。对媒体的反响和公众质疑，‘圈里人’多少也应有所震动。”马宏俊说。
马宏俊表示，“任何规则都有完善的过程，在规则完善以前，我们要按规则做事，‘愿赌服输’。个案的公平和制度上的公平，有时候不是完全一致的。”
黄亚玲认为，我国体育界要努力从奥运规则的研究者、执行者，跃升为规则的制定者。“当前，在制定奥运会各项比赛规则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西方的声音是主流。现有的竞技体育体系，还是以西方为主导的，亚洲人——包括中国人的话语权很有限。”
本报北京8月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