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导演宠明星轻编剧 国产电影发展面临原创危机

    日前，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组委会宣布，从本届电影节开始恢复最佳编剧奖。“这是众望所归。”年过六旬的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直言，恢复编剧奖是一个风向标，可以在影视界乃至整个社会倡导尊重编剧、尊重原创的意识。

    “原创疲软已成为中国电影发展的首要危机。当下的‘剧本荒’不是靠设立编剧奖就能立马解决的。”王兴东说，中国电影要走出发展困境，国家必须大力扶持、鼓励、重奖、保护原创。

    中国电影不缺导演明星和资金，缺的是好剧本

    中国青年报：您从2008年起，就在全国政协会议等多个场合呼吁百花奖恢复设立编剧奖。您为什么坚持多年为编剧奖鼓与呼？

    王兴东：百花奖在1962年创建时，是注重奖励优质剧本的。第一届最佳编剧奖是夏衍、水华的《革命家庭》；第二届授予李的《李双双》。百花奖因故中断17年后，第三届（1980年）最佳编剧奖是陈立德的《吉鸿昌》。后来，百花奖一直没有编剧奖。连这样的国家级电影评奖都漠视编剧的作用，大学生电影节当然也不设了，毫无知识产权的意识和学术概念。这当然会贬低原创的价值，让业内界外不把编剧当回事儿。很多制片人、导演也对在字幕、海报、媒体上消除编剧的署名权习以为常。这种连锁反应造成了编剧的生存状况日益严峻，创意被剽窃、作品被随意篡改等问题丛生。编剧辛辛苦苦地创作剧本，结果拍摄成影片却都是他人的成就，这显然不公正。

    我们一直争取恢复编剧奖，不是为了争百花奖杯，而是为了维护编剧在电影版权经济中的法定地位和权益，在影视界乃至整个社会倡导尊重编剧、尊重原创的意识。我相信，观众有能力参与百花奖最佳编剧奖投票，选出自己心中的好剧本。

    中国青年报：恢复编剧奖，能改变优秀编剧缺乏的现状吗？

    王兴东：恢复评奖是一个风向标，可以鼓励好编剧，奖励好作品。但是，多年来，影视界舍本逐末，重导演、宠明星，轻编剧，光靠设立一两个奖很难立马出现大批的优秀编剧。演员可能因为一个角色一夜成名，导演也可能因为两部影片备受追捧，而培养一个优秀的编剧得有长期的过程。编剧不仅是文学家，还要是思想家，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编剧田汉在《风云儿女》电影中留下来的，这是中国电影编剧自豪的旗帜。

    评电影编剧奖，必须要看文学剧本。检验一部电影，读了文学剧本，再看电影就知道导演负责制作的水准了。比如，《辛亥革命》的剧本发表在《中国作家》2010年12期，如果能读到剧本，再剖析电影，会得出结论。当下影视界胡乱篡改原创的剧本，颠倒人物，肢解主题，破坏结构的现象很普遍。这种恶习不依法遏制，中国电影早晚走向末路。

    中国青年报：您做了30多年编剧，在您印象中，“轻编剧”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兴东：编剧的地位转换大致有三个阶段：1981年我开始写剧本，当时无论多老资格的导演拍摄我的剧本，编剧的署名总是第一个出场。那时编剧的稿酬比导演和演员挣的钱还多。从上世纪90年代起，编剧渐渐不受重视。因为受到电视的冲击，国产电影开始走下坡路，后来电影市场改革，取消了文学部，编剧没了“娘家”，发表剧本的刊物也解散了，很多电影编剧转向搞电视剧，有的改行经商了。2000年开始，编剧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就更多了，电影中总监制、总顾问、总协调等一大堆名称被加到编剧前面。比如，影片竟然出现导演署名为“某某作品”，不仅践踏制片人权益，也把原创编剧的权益吞食了。另外，编剧参加电影节却不能走红地毯，稿费被拖欠现象也屡见不鲜。

    中国青年报：“轻编剧”给中国电影带来了什么后果？

    王兴东：想当编剧的人越来越少，想当导演的人越来越多；深入生活的人越来越少，闭门造车的人越来越多；改旧翻版的电影越来越多，自主原创的故事越来越少。原创疲软已成中国电影发展首要危机。现在中国电影不缺国际导演和大牌明星，不缺资金，缺的就是好剧本。

    由于国内市场国际化，第一轮竞争就是比剧本创意。可是国产电影还在依靠改编和翻拍，比如，用《雷雨》的戏核做《满城尽带黄金甲》；把《哈姆雷特》改成《夜宴》和《喜马拉雅王子》；把四大名著拿出来拍了又拍，最后发现实在没什么可拍了。著名编剧柳建伟曾说，“在电影的生命维持不下去的时候，人们才知道生命的源头在哪里。”电影的源头就是编剧的原创作品。当外国影片打入中国市场时，如果能把编剧的质量提上去，我们就有了竞争的实力。

    中国导演一次次冲击奥斯卡失败，说明了什么？同样是亚洲电影，为什么伊朗电影《一次别离》和日本电影《入殓师》就能赢得世界赞誉？特别是《一次别离》，成本仅30多万美元，拍摄手段也并不复杂，却胜出我们投资上亿元的影片，这充分说明电影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原创内容。

    好剧本要深入生活写成，但现在大多数编剧闭门造车

    中国青年报：您的《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剧本都是经过实地调查和采访写成的。现在像您这样肯花时间的年轻编剧多吗？

    王兴东：现在很多编剧是自由职业者，他们不是不想深入生活，问题是谁给出路费，谁给他们的工作提供保障？俗话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然而大多数制片商不愿意拿出“一粒粟”的成本，只想“掠夺果实”。

    中国电影文学协会的会员如果出去调查写剧本，我们会有专门盖章的介绍信证明他们的身份。而自由职业者，想要实地调研太难了。我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多次提案，国家应建立编剧深入生活的激励机制，可以像大学申报科研课题一样，国家根据剧目选题，支付前期资金，扶持原创，给足路费。另外，国家要重奖原创，评奖中有所区别，原创与改编是不同的，如果原创作品得不到肯定，甚至被盗版侵权，那就没有人肯下去深入生活搞原创了。

    中国青年报：现在是读像时代，优秀影视作品的教化作用尤为重要。一个好编剧应深入生活，同时要有建设人们美好内心世界的责任感。您觉得呢？

    王兴东：王安石有一句诗可以给编剧启示：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美国电影通过“007系列”向世界输出强烈的美国英雄形象和爱国精神，中国电影也应当成为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名片。

    《离开雷锋的日子》北京有180万人走进影院观看，呼唤道德建设产生了共鸣。应该承认，闭门编造的情节永远没真实生活中的事情生动精彩，生活中处处有奇人奇事，就看原创是否有发现美的眼睛。

    用中国的资源做中国的菜，才能端上世界的餐桌

    中国青年报：1968年，前苏联倾举国之力拍摄《战争与和平》，获得当年的奥斯卡奖，安德烈公爵的民族形象震撼人心。我国这样的作品在哪儿？

    王兴东：2011年，中国年产791部电影，但缺乏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影视创作源于文学，而文学又源于生活。俄罗斯的剧本大多有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他们注重表现民族英雄，比如，前苏联的《解放》、《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还有前不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合拍的《决战要塞》，都很震撼人心。

    我们要创作出鲜明的人物形象，除了从文化资源中挖掘出戏剧性的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到社会的实践中去感知人们心灵的需求，发现鲜活的人物形象。日本人能用26年拍摄48部寅次郎的电影，我们的电影人也应创作反映中国人形象的连续性的作品。

    中国青年报：现在外国人也来挖中国的题材了，我们的编剧应该怎样向世界展现独特的中华文化？

    王兴东：好莱坞制作的《花木兰》、《功夫熊猫》等中国题材电影，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我们守着如此丰富的资源，该思考如何把资源大国变成电影产业的强国，只有发掘中国题材，表达中国人的情感，用中国的资源做中国的菜，才能端上世界的餐桌。

    中国青年报：要改变现在“剧本荒”现状，除了评奖鼓励外，您认为还应采取哪些举措？

    王兴东：首先，我国应尽快出台《电影法》，规范电影行业秩序，依法保护电影版权，坚决打击非法侵权和盗版。

    其次，要有文化战略眼光，鼓励和培育原创。发展电影不能急功近利，剧本创作不能搞一窝蜂，要像蚕吃桑叶那样细细咀嚼酝酿，才能织成锦缎。政府要在剧本题材和人才培育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另外，要想电影走出去，首先要让编剧走出去，要给编剧更多出国采风的机会，与世界交流，创造国际合作的剧目，才能做大中国电影。

    最后，培养和提倡编剧们自编自导的一体化创作方向，像《钢的琴》的编剧张猛，弹响了自编自导的最强音，写出了反映东北老工业基地失业工人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震撼人心。编剧承担视觉文学的创作，也应承担视听作品的制作，这是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