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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不分级带来的危害，令诸多家长痛心疾首，也让社会痛定思痛。调查显示，7成以上被调查者赞同分级。
然而对于网游分级机制如何构建，赞同分级的几方出现了分歧。独立第三方进行分级的“美式分级”并非万能；依靠行政力量“一刀切”又可能让网游产业凋敝，甚至导致未成年人接触那些国外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网络游戏。
中国的网络游戏分级之路应走向何方？
网络游戏公司：支持分级
面对不适龄者玩网络游戏带来的诸多弊端，有关方多赞同实行网络游戏分级。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通过搜狐网和民意中国网对1718名公众进行在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72.4%的人赞成网游分级，反对者占11.3%。同时，有44.5%的人认为网游分级可以有效保护孩子。
对于家长而言，赞同的理由很单纯。
和其他家长一样，山东的高鹏充满担忧：“儿子5岁就开始接触电脑，现在百分之百会背着我们看不该看的内容。”
“网瘾爸爸”刘小安（化名）认为，孩子们的“玩心”是压不住的。正是因为现在孩子们上网早，“就迫切地需要有一个告诉‘外行’家长哪些游戏合适，哪些游戏不行的标准。”
学者们则考虑得更多些。
教育学者熊丙奇发表评论称，避免未成年人受网络游戏的负面影响，需要多方面保护。他认为，网络游戏分级就是保护中的重要一环。例如，如果没有分级制度，未成年人会产生一种“错觉”：我玩游戏合理合法，只是父母太讨厌，侵犯自己的自由。而分级制度可以从源头进行治理，同时也为家长提供了明确的监护依据。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曾受文化部委托进行过网络游戏分级标准的调研。这位文化部进口网络游戏内容审查委员会专家委员认为，网络游戏分级不仅能保护未成年人，还能保护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他称，在网络游戏市场上，不只有未成年人，还有许多的成年玩家。所以他认为，现在打着保护未成年人心智健康的旗帜，实际上也用未成年人的标准损害了成年人的精神消费权益。因此网络游戏分级，也是在满足社会多元文化消费的需求。
被不少家长认为会阻挠网络游戏分级的网游开发方，也赞同网络游戏分级。
北京网元盛唐有限公司副总裁苏飞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对网游进行分级，我肯定是支持的。”
某网络游戏公司工作者何帆（化名）同样赞成网络游戏分级。他觉得，目前国内的网络游戏，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其实有点“冤”。“游戏分级实际上对这个产业是有好处的。首先它不再一竿子打死，被认为是‘电子海洛因’。也让更多的家长，有一个监管的范围、有一个明示。”
此外，对于何帆来说，网游分级也意味着更加细分的用户群体和清晰的市场结构，可以更具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属于未成年人游戏的，我们就可以进一步避免暴力的因素。针对成年人的游戏，我们又可以做得更加逼真。”
何帆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游戏分级制度该怎样构建。他觉得，应当由政府部门设立一个独立第三方，而不是行政力量本身来进行标准的划分。并且分级应当是一个参考标准，但并不强制产品的发行和发售。“毕竟隔行如隔山”，行业自律的方法，在何帆看来更具有可行性。
家长和部分学者则希望有强制行政力量干涉监管。“企业依照本身利益行事，他们的自律不可靠。”刘小安这样表示。
美式游戏分级并非万能
何帆更认可的“第三方分级”，类似于现在欧美国家广泛运用的分级模式。
据了解，美国的游戏分级组织是“娱乐软件定级委员会”（简称ESRB）。它是一个独立的民间机构，任务是在“娱乐软件业的支持下，为互动娱乐软件产品制定一套标准的定级系统”。
为了获得等级认定，一个游戏发行商需要向ESRB提交完整的关于游戏的图片和内容。三个评估人根据评估标准进行独立的审核，最后推荐一个等级。ESRB 的评估者将玩这款游戏，以保证所有的评估是正确的。
ESRB的评估员由具有广泛背景、种族和年龄层的玩家组成，并且与互动娱乐业无关。他们包括退休的学校校长、家长、专家和其它领域的个人。而它所进行的定级，只是为了向消费者提示适合的年龄层次，而不是为了告诉消费者应该购买哪种，也不是作为选择产品的唯一依据。
欧洲现行的游戏分级制度PEGI与之相似。
随着分级制的推广，美国的ESRB2007年委托一家机构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限制孩子所玩的游戏。
“知道并使用评级系统的人无疑会越来越多，”调查公司的专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可以确信的是，不允许未成年人碰成人级游戏的父母会越来越多，这显示了更多的父母知道如何去使用分级系统并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行为。”
但美式分级并非万能。
游戏程序员吴楠（化名）向记者介绍，曾有美国市民团体对市面销售带有年龄控制游戏软件的分级情况进行了秘密调查。
调查找来了12～16岁的孩子们，让他们去购买成人级游戏作品，但是均被告知“不得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让店方判断是否可以销售成人级作品。最终，在19%的游戏零售店中可以买到成人游戏。
美国国家媒体与家庭学会所作的一项研究则显示，34%的7至14岁孩子可以买到“成人”级电子游戏，87%玩电子游戏的男孩子都玩过“成人”级电子游戏。甚至有不少父母允许他们的子女玩一些成人游戏。
甚至，有些厂商会研制一些适合低龄玩家进行的游戏产品，在尽量扩大适用用户群体后，通过补丁的形式将成人内容放出。
美国曾出现“热咖啡事件”就是一例。
游戏《侠盗猎车手：圣安德列斯》被定为17岁以上适用，原本主角在游戏中可以与他的女朋友进行性行为，那些行为都是在关着门进行的。但是通过“热咖啡”补丁，可以开启隐藏色情迷你游戏，玩家可以进入房间内观看，还可以控制主角的动作。
难道非得坐视一群孩子在电脑里向解放军射击？
尽管吴楠不相信美式分级是“万灵药”，但他也不认为单靠行政力量可以让网络游戏行业健康发展。
他告诉记者，我国对网络游戏的监管实行的是内容审查制度。网络游戏公司必须首先取得文化部核发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成为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方可运营网络游戏。网络游戏经过自审、初审和公测之后，才能对所有玩家开放。同时，为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网络游戏公司多使用“防沉迷”系统限制青少年登录游戏。
吴楠称，现有这套体系，漏洞不小，“那些盗用身份证玩游戏的孩子太多了”。
苏飞也举例说，由于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大量的网页游戏被开发出来，其中不乏采取恶俗、暴露的画面来吸引玩家的眼球。“这类网页游戏由于没有客户端，能顺利地避开内容审查。”
此外，吴楠还对记者表示，有限审查只是换汤不换药，“拿枪射人不出血，不还是在杀人吗？”
向勇则就审查制度从电影也角度举例：《色戒》、《让子弹飞》，在国外是限制级，“在我们这边稍微剪一下，身高1.2米以上的孩子就都可以去看，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恶果。”
如果行政力量的监管审批更加严格效果是否会有所改善？
何帆认为，现状就让开发商很痛苦。“国内暴力的定义是非常笼统的，像《魔兽世界》引进到中国，审批时为了未成年人，得把骷髅改成带肉的。这会造成游戏延迟上市时间，许多中国玩家都跑到游戏已上市国家的服务器去玩，这对厂商的亏损可能是上亿元的。”
向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仅通过‘非黑即白’的内容审查审批机制来进行内容控制和管理会非常乏力，要么起到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要么就是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个。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对这个市场规模已达百亿的新兴产业发展很不利。”
吴楠则认为，钱不是最重要的。“为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放弃一个行业的逻辑也说得通。但网络游戏的发展可真不只是一笔经济账。”他认为网络游戏更是一种国家文化的“阵地”，如果自己人不去占领，就会有别的国家利用此种文化扩大影响力。
“我国的网络游戏原创性较弱，不代表别的国家不会生产，现在上个外网也不是难事。而且一些美国游戏，是以中美对抗为题材的。说白了，游戏就是让你拿着钱对眼前说着中国话、带着八一肩章的解放军开枪！更可怕的是，一些中国人还在玩这几款游戏。极端点说，如果我国网游产业走向绝路，难道非得坐视一群孩子在电脑里向解放军射击么？”
“先污染后治理”还是“和谐发展”
向勇认为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取：“分级并不是取代现在的网络游戏内容审查的环节，只是和现在多元的需求现实相结合，对现有游戏进行分类、分级。”
苏飞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分级的标准应源于第三方民间机构。“人员构成应尽可能广泛，比如说教育专家、心理学专家、媒体人等等，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游戏形成客观公正的评价。”政府虽不参与评级，但要出台政策监管、协调，最好是立法保障，否则没有约束力，不能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此外，苏飞也称，分级制度应当是在现有的内容审查制度基础上进行，不能代替内容审查。
其实关于网游分级方向的争议，早在近十年前就已出现。
2009年，北京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受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委托，曾进行网络游戏分级分析，并在来年1月的中国文化产业青年论坛上，召开了网络游戏发展峰会，对分级标准进行了公布。但该项目至今仍未有结果。
“可能和政府对我们目前整个内容管理的定位、现状的把握有关系。网络游戏分级的管理更为复杂，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作品，是一个动态的作品，运营商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增添、修改。”对于“未有结果”，曾参与该项目的向勇推测说，他感觉到有些部门对网络分级工作的“慎重”态度。
苏飞认为，虽然包括自己在内的部分游戏制造商，赞成分级制度，但是网络游戏厂商素质层次不齐的现状，让分级制度难以推进。“太多的厂商赚钱靠的是露骨、低俗的广告，导致中国的网游正面东西太少，负面太多。中国的家长一提到网游就会反感，整个网游在中国都没法得到重视，这是分级的一大阻力。”
吴楠则告诉记者，一些小厂商利用一些低俗、暴力的游戏营利，他们自然也不希望看到分级制的出现。
向勇认为，以上最主要原因，网游分级制度今后能否得到发展和推广，还要看政府的态度和观念。“说大一点，是对文化产业观念的转变，（政府）开始只看到它的意识属性，后来慢慢看到它的商品属性、市场属性，看到我们可以按照老百姓的需求来进行文化的生产。”
向勇认为，应当培育一个多元的创意氛围，真正满足多元化的文化现实需求。“我们到底应该尝试一种什么样的新的文化产品、监管体系、监管标准，这个还需要观念的转变。”
“其实网络游戏产业和其他实体产业发展的路线类似。我希望政府能‘勤政’，费点心思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而不是粗放的‘懒政’，搞‘先污染，后治理’。这样家长们的抱怨会更少些，我的饭碗也能拿的够稳。”吴楠笑言。
本报记者 王帝 实习生 苏希杰 梁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