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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之前航天员的“坐”飞船，执行我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任务的神舟九号乘组，第一次“开”起了飞船。
这可不比普通的开车，“神九”没有方向盘、挡把儿、仪表盘，有的是摄像机、靶标、显示屏和两个特殊的“手柄”。
6月24日13时，右手把着姿态控制手柄，左手握着平移控制手柄，航天员刘旺盯着眼前的显示屏，Ｘ值越来越小，这意味着飞船距离天宫一号越来越近。
十字靶标与摄像机中轴重合，屏幕上的“对接环接触”、“对接环捕获”的原点由灰色变成绿色，对接成功！
我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完成过程是如此简单，不单是航天员，就连很多亲身尝试过模拟试验的“外行人”，都对这套如此“亲民”的系统赞不绝口。
殊不知，“简单实现”的背后，隐含着一系列复杂的实现过程。为此，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02所手控交会对接方案设计团队历经了十几年的攻关。
十几年，他们踏踏实实地干成了一件事。
2000年，这支团队开展预先研究时，手控交会对接究竟能不能立项、什么时候立项还悬在空中；等到2005年正式立项时，项目什么时候上马也是个未知数。“除了全身心地投入预研，其他的我们没多想。”交会对接组组长解永春回忆道。
这支约20人的队伍，女性占40%左右。这么多年来，团队里最大的头衔不过是交会对接组组长，没有职称，也不能马上见到成果；这么多年来，如果转到其他型号的任务中，凭着他们的本事和能耐，实现“短平快”、取得“立竿见影”的成绩，轻而易举。
“这些人，是怎么赶都赶不走的！大家对手控交会对接的情结根深蒂固。”解永春说。
这支团队的风气就是“吵吵吵”，越“吵”感情却越好。“团队里的每个人都个性十足，但不管怎么吵、怎么争，都是为了实现手控交会对接的目标。”解永春说。
解永春是这支团队的灵魂人物，但团队里的年轻人却从来不会盲从于她，为了一个设计方案的细节如何处理，年轻人可能会和她争得面红耳赤。
山东姑娘王颖是跟她“吵得最多”的女设计师。王颖平时低调、不爱说话，可一涉及工作，她却“分外较真”。单单是为了“交会对接时，究竟应该选取飞船还是目标飞行器作为参照物来进行方案设计”，王颖和解永春就反复争论了好久。
事实上，这两种方案并没有对错之分，选取谁作为参照物都不影响交会对接任务的完成。唯一微小的差别在于站的角度不同，争论的焦点就落脚在哪种设计方案更加符合人的习惯，让航天员看着更舒服、操作更合理、接受起来更容易。
此前，世界上只有美国和俄罗斯掌握了交会对接技术，而他们的技术对外是完全封锁的。当预研工作完全要“从零开始”时，在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一项设计，却是这支团队经过很长时间才一点点摸索和论证出来的。
预研工作刚刚起步时，“那时候大家天天都在争吵”。每一个小环节都可能要经历多番激烈的争执，经过反复的互相碰撞、启发，设计由此得到反复的优化。
“尤其是我们团队里的每位女同志都很有个性，从来没有谁说了算，很多时候大家为了方案能设计得更好而‘吵’得不可开交。”解永春的话里透着得意，这位干练的河北大姐总是风风火火，即使静下来，似乎也在琢磨事。
吵到最后，成形的设计方案最初是谁提出的，已经没人说得清。因为在这个漫长的争论过程中，每个人都会站在不同的角度独立地提出问题，方案得以博采众长。
“我们这个团队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都大胆地往天上放，敢用！”解永春不无骄傲地说。博士论文奠定了研究所的理论基础，理论又直接转化应用到工程之中，“没有一个是浪费的”。
学为所用，在34岁的张昊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2003年，他到502所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课题是基于CCD光学成像敏感器的交会对接自主导航，就是奔着工程应用的目标而去。他毕业后，课题直接转入工程研究和应用。近些年，诸如关于CCD测量敏感期算法的研究，关于视线制导的研究，关于安全路径、轨迹安全的研究等等，都已经“飞到了天上”。
张昊也被这个一心追梦的团队熏染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为了交会对接，即使出国的所有手续都已办妥，他都一次又一次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我顾不了那么多，任务需要我，只能带着梦想闷头冲。”
凝聚集体的前提下，保持每个人的个性。团队成员越吵关系越紧密，同时在互相碰撞和启发中更加相互尊敬，以及学研用紧密结合。这些，或许是这支团队拥有极强战斗力的秘诀。
本报北京8月9日电
刘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