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者就保障房建设问题采访某市某委宣教中心,一位杨姓女处长接电话时态度很不友好,记者表示了不满,杨处长这样教育记者:“你不要搞错,你来采访,我解答,你才能拿到稿费。我代表某委拒绝回答……”同事问:“公众的疑问你们也不答?”杨处长说:“你能代表公众么?你以为你能代表谁?”——瞧杨处长这火爆劲儿,继续说下去,估计“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样的话就要飙出来了。
记者将这段经历写入微博后,引起好几位媒体同行的共鸣,大家都感慨,跟有过媒体从业经验的宣传官员打交道,一般都不会有沟通障碍,对方大都会设身处地体贴记者,而跟不懂媒体的人打交道,对方则习惯于把记者当敌人。
像杨处长认为“接受记者采访是让记者赚稿费”一样,带着恩赐心态看记者的官员,不在少数。去年9月,内蒙古一学生骑车被无盖井“绊倒”受伤,当地记者就此找到信访办,要求其帮助找出无盖井主管单位以解决问题,却被有关负责人指责:“为了挣两个稿费,你在制造矛盾,我要到上级单位举报你!”、“媒体尽给我们惹麻烦!”
好一个“我解答你才能拿到稿费”——仿佛是官员养着记者和媒体。几年前,有一位记者采访一位局长,对方拒绝受访,记者要求其必须回答,对方反问凭什么。“你是我养的。”记者平静又硬气地告诉他。
你是我养的——说得真好。这句话,不仅应该成为记者的宣言,更应成为纳税人的宣言。这句话也该贴到每个公务人员的办公桌前,时时刻刻提醒他们,自己的权力来自哪里,自己的工资福利来自哪里。想明白这个问题后,对记者、公众、纳税人就不会那么狂妄和霸道了。
公务员是纳税人供养的,这本是现代国家的常识,每一个公务员面对纳税人时,都该有这种“被供养”的谦卑感和感恩意识。上世纪80年代,上海为了让公务员感受到自己的工资来自哪里,每个月发工资时,都会邀请纳税人代表给公务员发工资,以这种仪式强化其“被供养”的认知并尊重纳税人。可惜,现在没有这种仪式了——其实,如果我们的制度能够驯服权力,无代表,不纳税,纳税人能通过监督和问责行使“供养者”的民主权利,“敬畏纳税人”就会自然制度性地内化到每个公务员的心中。
正因为缺乏“被供养”的谦卑感,不少公务人员反倒有一种强烈的恩赐意识。显然,那位杨处长,面对记者时有着强烈的“你的稿费是我赐给你”的优势感和恩赐意识。在她看来,如果自己不接受采访,记者就写不出稿件拿不到稿费,所以是其养着记者;她不发布信息,媒体就没有新闻刊登,所以是其养着媒体;媒体没报道,公众就没法儿知情,所以是其养着公众。
这样自负的官员可能没有想过,如果不是纳税人养着,她每个月只能喝西北风;纳税人供养着这个职位,供养着她,就是让其就保障房等问题解答公众各类质疑,发布相关信息,公开政务新闻——而记者是官方与民众间的一个媒介,民众通过媒体向政府寻求知情,政府通过媒体发布信息。官员的工资是纳税人发的,记者的稿费是读者给的。记者可以用“你是我养的”这个理由,要求官员解答民众困惑和满足公众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的监督权,也都源于此。
看来,很多像这位杨处长一样“不知道自己是谁养着”的官员,都应该深入媒体“走转改”,接受一下纳税人的再教育。不清楚是谁养着,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是当不好官的。
在这个问题上,某些专家学者也很糊涂,比如北大教授孔庆东。这个常以粗口和谩骂而饱受争议的教授,又向纳税人爆粗口:你纳税人就有权指挥政府吗?你少拿纳税人来说事,我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说,我是纳税人我干啥干啥的,告诉你,滚你妈的蛋!——笔者不赞成那种万事扯上纳税人的观念,但更反感这种视纳税人为无物的极权观念。一名北大教授,在公开的视频节目中表现得如此没有素质,如此没有基本的是非,真让人瞠目结舌。北京大学,每年中央财政拨款无数,一个受惠于公众纳税的知识分子,不去监督政府怎么花钱,反而如此恶毒地仇视纳税人,如此忘本,这让人咋舌!
弄清楚被谁养着,这真是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