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靠的是良知良能

    在中国，当个作家是很难的，当个批评家是很容易的。你以为你这么平庸，都是作家了，朝前一看，还有比你更平庸的，反而获得很大的名头且洋洋自得。一个人要达到平庸且自得的程度，是很难的。你就觉得当作家太难了。于是你害羞了，退缩了；相反，当个文学批评家就容易多了。只要敢说两句真话，就是个小小的批评家。一直说下去，就是个大大的批评家了。

    这话我在别的地方也说过。记得有位年轻人问我，韩先生说得也忒轻巧了，总还得有点什么别的吧。我说，是还得有点别的，不过是“知是非，有常识，有胆量”。三条里，关键是有胆量，有胆量的标志是实指，指名道姓。文学批评家的自我救赎，必须从这里开始。说别的，都是隔靴搔痒，言不及义。

    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批评要有理论基础。中国的古典文论，西方的现代文论，不懂得能行吗？我的看法是：懂得固然好，不懂得也没什么。懂得那些，也不过是为了知是非。而知是非，人的良知良能，尽够应付。所谓的良知良能，就是天生的那份感觉。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过：直觉即艺术。差不多也是这个道理。作家有作家的直觉，批评家也有批评家的直觉。批评家的直觉，说白了就是——我觉得对，就是对；我觉得错，就是错。大前提是：你必须是个公道的人，有品格的人。

    李健吾应该是文学批评大家吧，他上过清华，留学法国。但要说他对所有的文艺理论都精通，也不见得。他曾说过：“不管读谁的作品，遇到理解不了的地方，就迎着人性冲上去，无不豁然开朗。”他还说过：“当我拿起同代人的一本书，熟人写的也罢，生人写的也罢，我的精神便完全集中在字里行间，凡属人事，我统统关在门外。我不想捧谁，也不想骂谁，我只想指出其中我所感到看出的特殊造诣或倾向（也许是好，也许是坏），尽我一个读书人良心上的责任。”（《刘西渭的苦恼》）

    良心上的责任，就是良知良能。

    差不多10年前，有位文学类报纸的头头跟我说，他们报上开了个批评专栏，总也热闹不起来，韩先生可不可以帮个忙。我说，这太容易了，只要你不怕得罪人，管保有热闹看。于是便写了一篇寄去，题为《鲁迅活过来会这样吗》，是批评陈漱渝先生的，也就一千二三百字，名副其实的小文章。

    陈先生曾有个演讲，说当今的形势如何好，鲁迅如果活着，看到闰土的后代走进了大学殿堂，祥林嫂的伙伴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华小栓和宝儿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成为了北京“的哥”，爱姑们离婚结婚手续得到了简化，鲁迅肯定会含笑于九泉。（陈漱渝《鲁迅的文化遗产与当代中国》，2003年12月28日）

    我当然不认为现在的形势不好，但要做文章，总能找到下笔的地方。我说，鲁迅如果活着，活到现在，那他得一直都活着。这样，1957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到那么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也会笑吗？1966年到1976“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该是活着的，他看了那场浩劫也会笑吗？这些，陈先生也该说说吧。你不能说鲁迅是个随时可以死又随时可以活过来的人物——1957年他就死了，过了那会儿他又活过来了；十年浩劫期间他又死了，一到改革开放他又活过来了。你就是说鲁迅是个神仙，我都不信他有这个本事。

    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陈先生不干了，又是写信，又是告状，很是热闹了一阵子。邵燕祥先生看不过眼，也写了嘲讽陈先生的文章。

    也是那次，我还给那位年轻人介绍了一本德国作家写的小说，叫《批评家之死》（黄燎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虽是小说，书中的人物、事件，都有实指。从中你能看出德国批评家的行事风格。书中一个叫埃尔·柯希尼的主要人物，指的就是德国当代最有名的批评家马赛尔·赖希·拉尼茨基。此人1920年生，著作宏富，曾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任文学部主任15年，又曾在德国电视二台主持《文学四重奏》栏目长达13年。在德国有“文学教皇”之称。他和德国作家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可说是他们对他又爱又恨。恨他是因为他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给你“颁发死亡证书”，爱他则是因为一经他的品评就身价百倍，获利滚滚。最怕的是他默不作声，这样会更加损害他们作品的发行。

    书中，有个叫汉斯·拉赫的作家，写了部长篇小说叫《没有脚趾甲的女孩》，将书送给埃尔·柯希尼，因两人是老朋友了，期望能获得他的好评。再三央求之下，埃尔·柯希尼答应了。有一天，便在他主持的电视节目《门诊时间》（影射《文学四重奏》）里评说。你知道他说出什么话吗？他说：“这是我举办这个节目17年来，第一次评价一本超过四百页的长篇小说。人物的数量，跟页数差不多一样。读这样的小说，还不如赶紧找本电话簿来读。”

    他最有名的话是：“一本书嘛，不是好就是坏，说别的就是腐败。”

    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样的批评家。

    什么时候，中国的文坛上，有了几个这样的批评家，不光是文学批评的幸运，也是文学创作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