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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会大学理学院院长汤涛到山东大学访问，山大数学院院长刘建亚摆了盛宴招待他。可是，面对一桌子的美味佳肴，两位院长却丝毫没有动筷子的意思。这两个大男人愁眉苦脸地面对面坐着，谈起了他们“朝思暮想的女王”——数学。
就像失恋的少年一样，他们对“女王”的近况极为担忧。汤涛认为本应尊贵无比的“女王”，已经沦为“服务于所有科学的工具”：从工程师设计航天飞机，到街头小贩路边卖肉，数学之用大行其道，搞得数学“就是个算数的工具”。
“谁都能用一下数学，数学好像成了所有科学的女佣。”刘建亚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而事实是数学本应是所有科学的女王，有自己独立的美。”
为了拯救心目中的偶像，两人在饭桌上决定办一份杂志，“专门讲讲数学的美”，让人们看到数学在工具性以外，还有“文化意义、哲学意义和美学意义”。
这顿饭还没吃完，两位数学家就多了份差事——主编一本叫做《数学文化》的新杂志。
数学是美的，所以我们要办一本数学刊物，它从头到脚都得是美的
这顿饭是2009年春天的事情。不久，两位主编就召集十多位数学家组成编委会，开始了“数学家办杂志”。其中既有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等各大院校的数学系教授，也有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等地的海外知名学者。
这些平日里和数字打交道的科学家，办起杂志来并不“精打细算”。厚达100页的期刊不仅全部使用造价颇高的铜版纸印刷，每篇文章还配有精美的彩图，并且每张彩图必须原创，“不管价格有多贵”。
其中一张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朵夫所创作的诠释哥德巴赫猜想的插画，是刘建亚向插画持有者申请复制的，这成了这幅插画在世界上仅有的复制版。
“数学是美的，所以我们要办一本数学刊物，它从头到脚都得是美的。”刘建亚很是认真。
虽然没有性感的封面女郎和精致的珠宝广告，这本学术期刊像极了咖啡厅里摆放的时尚杂志。在那些黑白印刷的大数学家照片旁边，还会出现金发碧眼的漂亮姑娘照片，只是她身上还缠绕着数学公式和函数图，仔细一看旁边的注释，原来是“德国数学年宣传海报”。
撰稿人更是来自数学界的“大牌明星”：既有和华罗庚共同提出计算高位数值积分方法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元，也有获得了有“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菲尔兹奖的年轻华裔数学家陶哲轩。随便拎出一个作者的名字，不是国内外各大数学院院长，就是拿过国际大奖的领军人物，背后都是一大串令人叹服的研究背景。
他们谈论的都是自己和数学的故事。这也是主编的要求。他们认为，数学传播分为一手传播、二手传播和n手传播。在一线身体力行做研究的数学家写的切身经历和感受，是一手数学传播”，等研究这些数学家的学者写来文章，就成了二手数学，而我们接触到的数学老师讲的大部分数学知识，都是“不知道经了几手的道听途说”。
编委会一致要求“原汁原味”的数学故事：“就得数学家自己谈，否则都是隔靴搔痒，不着边际”，“不要你在网上扒拉扒拉这个，扒拉扒拉那个”。
这些原创的稿件并没有报酬，为之约稿、编辑的编委也没有工资。除了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有酬劳，这本杂志的维持基本上是靠同行们的义务劳动。对此，刘建亚解释说，“就好像夏天组织了一个斗蛐蛐协会，大家喜欢这个事儿，一起玩就行了”。
每年夏天，这些数学家就会换下平日里出席正式场合的西装，换上舒适的休闲短裤和T恤，从全国各地聚到一起，在青岛的海风中或是北戴河的沙滩上，召开一年一度的编委会。
这个又被称为“神仙开会”的会议并没有固定场所——会议室、餐桌旁、大海边，甚至连准备过马路的时候，这些整日埋头演算的数学家们都会抓住时机大声地讨论，甚至吵得涨红了脸。
“数学是严谨的，这个得好好讨论，杂志里的标点要怎么用啊？”
“国际上的数学文化是怎么传播的？好的地方得借鉴一下！”
终于，第一期《数学文化》于2010年4月、以季刊的形式正式出版了。
起初，这些出版界的新秀们还有些担心。刘建亚甚至跟汤涛商量，如果销量不佳就到年底的时候把剩下的杂志打成捆，当成贺年片寄给数学界同仁。
“这也是一种数学文化。”他打趣说。
一旦给仰望星空的人一个舞台，就会发现数学界原来藏龙卧虎
拿杂志当贺年片寄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这本期刊带来的热烈反响，让两位编辑都大吃一惊。
自从第一期出版后，编委的邮箱里就飞来了越来越多的投稿，其中有80多岁的中科院院士，也有学界知名数学家，还有旅居海外的数学家寄来的信，“从文法上来看，可能都很久没有用汉语写过文章了”。
在刘建亚看来，数学家就像是康德所说的仰望星空者，“独自跟他心目中的上帝对话”，数学也就成了“一个人研究的孤独学科”。
出乎意料的是，一旦给这些仰望星空的人一个舞台，来自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稿子便涌到了台面上——
爱看电影的数学家趁着电影《盗梦空间》的热映大谈其中的数学文化，从公理体系说到非欧几何，从分形世界说到缩放时间；热衷讲故事的数学家还饶有意味地写起了“数学聊斋”；负责配制五粮液的工程师写文章回忆当年华罗庚是如何用数学知识指导他优化五粮液；还有台湾高中的校长为一本叫做《数学恩仇录》的书写评论，细数“数学江湖的恩怨情仇”……
这些普通人眼中颇为严肃的数学家里，还不乏热衷八卦的嘴巴。数学家陶哲轩的自我介绍就是这么写的：“他本人在生活中显得比照片上还要年轻。可惜的是，他早已名草有主了，他的妻子是一个韩裔工程师，是他在当教授时从自己的学生中认识的。”
鉴于投稿者对于八卦的热衷，《数学文化》不得不专门开辟板块，讲讲那些历史上的数学故事。
原来，菲尔兹奖的第一块奖章，曾经被获得者阿尔夫斯拿到当铺去，因为他要凑钱搭火车去看望妻子；数学家哈代曾给朋友写明信片说“我已经证明了黎曼猜想”，但其实他并没有完成这个证明，只是因为他有“恐船症”，要先放出豪言壮语给自己壮胆，“因为上帝一定不会把这样的荣誉给信仰无神论的我，所以小船才一定不会沉没”。
这些八卦还解决了一个让很多数学家耿耿于怀的事情，为什么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原来，当年抢走诺贝尔的女朋友的人，就是一个大数学家，此后诺贝尔恨透了数学家，连设立奖项的时候都没有设“数学”这一项。
虽然爆料五花八门，但有一个主题反复出现——数学家不是书呆子。“数学的东西太抽象，不太容易被大众接受。大家认为数学家都是不食人间烟火、行为怪僻的人，似乎大学数学系的人都要修一门‘怪癖课’。”身为数学博士的撰稿人万精油说。
他在稿子里特意写道，本来数学家就处在不受人关注的边缘，好不容易有些电影拍拍数学家的故事，可不是塑造成扫地的清洁工，就是神经错乱的精神病患者，“弄得我们这帮搞数学的一点尊严都没有”。
其实，数学家里也有很多好玩的人。据说，信息论学者杨耀武是位武术高手，“分筋错骨手内外兼修”，武打影星未必打得过他；人称“中国硬件大王”的万加雷，曾在火车上用一副扑克牌赢得几个骗子恨不得当场上吊。
“数学界就像是一个小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数学家，既有严肃的，又有幽默的，既有品德高尚的，也有心理阴暗的，既有慷慨的，也有爱财如命的。”刘建亚表示。
能够有地方写写跟数学有关的故事，让数学家们也扬眉吐气了一把，终于不必背负着“怪僻”的名号了
如今，身为主编的刘建亚做得有模有样。这本学术期刊的发行量已经超过4000册。手握充足稿源的刘建亚骄傲地说：“我们的拒稿率也挺高的，快超过50%了。”
“我们只不过是在别人打球、喝咖啡的时候，办了一个杂志。”刘建亚很是谦虚，“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想做一些不太考虑经济效益、只考虑本质的事情。”
这本杂志成了他赠送朋友的抢手礼物。同事家正在上初中的孩子还专门向他索要，理由是课堂上讲的大数学家“不如这本杂志里讲得有意思”，看完这里的文章，就觉得“数学大师没那么远了”。
比如有文章中写，数学家王元跟老伴一起去中科院门口买西瓜时，都用上了数学知识。
“吃西瓜吃的不是面积，而是容积。”坚持买大瓜的王元认真地说，“别看小瓜皮薄瓤多，可是你得算总的表面积。”
这番理论分析不仅把卖瓜老板说愣了，他的老伴也连连摇着脑袋，“就买这个吧，我不算了”。
《数学文化》也成了刘建亚的“新名片”。这位山东大学数学院院长同时还是山东省数学学会理事长，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定出了几乎哥德巴赫问题的常数，证明了盖拉格猜想，在平均意义下证明了一类自守L函数的林德洛夫猜想”。
“现在出去跟人说我做过什么，没人记得。”他说，“但是很多人说起来都知道，我是《数学文化》的主编之一。”
能够有地方写写跟数学有关的故事，让数学家们也扬眉吐气了一把。终于不必背负着“怪僻”的名号了，万精油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开始受到瞩目。“你看起来简直不像学数学的。”跟他不熟的朋友不由自主地这样“恭维”他。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万精油说，“学了一辈子数学，居然还没有学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