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图里的俄罗斯村

    宏疆村是中国东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村里人大多靠耕地、打渔或养猪为生，2010年一个小伙子因勤劳致富当选了黑龙江省黑河市的“十佳青年”，被当地人视为值得敲锣打鼓庆贺的大事情。然而，在这个只有165户人家的小地方，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在内，大部分村民都有着深蓝色的眼睛、高耸的鼻梁和浓密的络腮胡，这和一河之隔的俄罗斯人非常相像。

    他们的祖辈就是俄罗斯人。从上世纪20年代起，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一场难民潮，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更是令很多家庭流离失所，数以万计的苏联人只有越过黑龙江才能继续他们的生活。

    一个叫葛金丽娜的贵族女人就把1岁多的孩子兜在裙子里，小心翼翼地走过冰封的江面，来到这个陌生的小山村。她嫁给了一个闯关东的山东人，并为儿子改名徐维刚。“户籍证明”上，小男孩的苏联名被译成特维申果·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户类型”一栏写着“无国籍”。

    如今，88岁的徐维刚是宏疆村里所剩无几的拥有“纯正”俄罗斯血统的人。虽然母语对他而言已经成为远去的记忆。偶尔，他会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用一口浓重的东北话说：“那啥，我叫安德烈。”

    但大部分时候，很多人对自己的外貌异常敏感，他们憎恨被称作“二毛子”，这被视为比“骂爹娘还严重”的侮辱。关于“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这种问题也被视为禁忌，他们习惯于把中国叫做“咱们”，把对岸的国家叫做“他们”。不少村民最大的愿望是让自己的儿子娶中国人，尽快了断自己俄罗斯民族的血统。

    总之，没有人会以血统为荣，正如同没有人愿意提及“特务村”这样的字眼。

    “文革”期间，村里所有的混血儿都挨了整，被造反派逼着承认是苏修特务，宏疆村也被称为“特务村”。一个叫张运山的村民，曾在抗战胜利后迎接入境苏联红军，因此被打为“苏修特务集团”的头头，造反派说他家藏了坦克，打到他跳井自杀。其余的成年混血村民因为长相被关在牛马棚里，用木板隔开，“像牲口一样”互相不许讲话。

    “我跟我妈说，你上这边来给我们找个爹，生了我们这一帮，你瞅瞅给我们整的啥样。”77岁的徐维义是葛金丽娜生下的7个混血儿之一。

    建国初期的宏疆村最多时曾有21个苏联女人。她们不少人和葛金丽娜一样，都是贵族后裔。这些异国女子喜欢喝牛奶，烤列巴，会在胸口划十字祷告后再吃饭。每个周末，这些身材高挑的女人都会穿上蓬蓬裙，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口琴声悠扬。那时候，河对岸会邮过来瓜子和糖，她们的子女大多对此印象深刻。上世纪50年代末，国际政治上的风云突变影响着一江之隔的两个国家，边境一夜之间被封锁，在河对岸做生意、探亲的宏疆村人再也不能回到村里。

    半个多世纪后，葛金丽娜和那些唱歌跳舞思念家乡的苏联老人都已经去世，并葬在了宏疆村。两岸的生活却早就热闹了起来，每月有大量的俄罗斯人要往返中国多次，带回廉价的牛仔裤、衬衫以及名为“阿迪多斯”的山寨运动鞋，他们甚至愿意坐上每小时一班的公共汽车到中国理发，为孩子购买玩具。

    曾经的“特务村”宏疆村也获得新生，并被黑龙江省命名为省级“俄罗斯民族村”。虽然在这里，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会说俄语的人了。有些村民会用《喀秋莎》的调唱民歌，词却被改成了东北话。村民们叮嘱长着俄罗斯面孔的子女“一定要找个中国人”，在宏疆村的第四代混血儿里，最有出息的孩子考上了复旦大学，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并因为顺利入党而让父亲倍感荣耀。

    “一次教训还不够？有我这个爹活着一天，他就甭寻思找什么外国女人、混血女人，门儿都没有。” 村民徐福胜经历过那场突如其来的运动，那时候他只有13岁。

    总之，他丝毫不喜欢自己的灰蓝色眼睛和大到或许能塞进一枚硬币的鼻孔，也不愿意再去寻找河对岸的亲戚，“以前跟人家一点联系都没有，还是给你安上罪名了。伤老心了，离他们远点吧。”

    偶尔喝高了的时候，他才会炫耀自己的贵族血统，并想起自己的奶奶，一个叫葛金丽娜的俄国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