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是不是一种社会病？

    “国家每年培养约60万医学生，但大约只有约10万人能穿上‘白大褂’。”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育德教授的一席话，引发了“医生培养模式是不是该变变了”的讨论。

    流失的50万医学生去了哪里，很多人从中看到了一种“分裂”：一方面是医学学生的转行和流失，另一方面又是基层医疗队伍建设的极度匮乏。“广种薄收”的医生培养模式确实到了非反思不可的地步，有评论说这是因为“现有医药卫生事业体制对医生职业缺乏必要保障与激励”，可在舆论视野中，医生又常常被置于高收入群体的位置，怎么能说“医生职业缺乏保障和激励”呢？仅仅盯着大医院的少数医生不放，而忽视普通医院医生的生存现状，这又是一种“分裂”。

    太多日常事例表明，“分裂”正在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代表性症状。很多人会说这是“制度性产物”，或者是“权力监督不够彻底”的恶果。没错，具体到一些能被媒体聚焦的“大事件”，“分裂”的症状确实和各种制度的不完善密不可分，可在一些小的社会组织结构中，“分裂”同样无处不在。比如，有些单位常常鼓励职工尽职尽责，但是单位却未必提供“让职工奉献工作热情”的机制。再往小处说，你我等个体也会在不经意间处于“分裂”的状态。

    无论是美剧《新闻编辑室》在国内的蹿红，还是电影《搜索》的热映，公众常常会将媒体人看作正义的化身，认为他们从不僭越社会规则。可是，有些媒体从业者虽然经常批评社会潜规则，他们在看病时也会托关系找医生，孩子上学时也会求助条线记者争取能上好学校。我甚至见过一些年轻的“高端”媒体人，从业没几年就利用自己的职业资源为自家人谋私利。而这些记者，也常在媒体上抨击社会潜规则。我们在批评权力寻租时，很少考虑到，自己利用职业资源优势对社会规则的破坏，是不是也是一种寻租？这又算不算一种“分裂”？

    个体很多时候难免处于“自我分裂”状态，偶尔会自我忏悔，却总能找到各种理由平衡自己：要生存就先适应已有的社会规则，之后再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对正义公平的诉求，慢慢改变社会规则。在这样原谅自己的过程中，其实对潜规则的每一步适应，势必加大将来改变社会潜规则的难度。这道理谁都懂，但你不由自主依旧要适应。

    一些媒体人“分裂”如此，其他人群和行业同样也有“分裂”症候，否则，让孩子从小“拼同学”、圈子文化低龄化，也不会成为新闻话题。

    社会大事件也好，生活琐事也罢，“分裂”的症候正在这个社会中无孔不入。常常想起一个流行的网络段子，“我们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这些天，同样流行于网络的“语录”还有“你怎样，中国便会怎样”。如果说“社会大事件”中的“分裂”关乎制度，那么针对“生活琐事”中的“分裂”，每个人是不是都在“你所站立的地方”真正反思这种“骨子里的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