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违章成为挣钱的理由

    在邵阳城区，如果你违章停车，哪怕的确出于无心，哪怕违章客观上是由标志设置不当造成，你也会收到“市容监督员”开出的一张10元罚单。这些“市容监督员”大多在40岁至60岁之间，在全市有1000人。他们为邵阳市城管局聘请，分布于各个城区。“市容监督员”所罚款项虽然上交给财政，但其中的80%却作为奖励返还给他们。

    这一幕是如此“面熟”，邵阳方面坦承这种做法借鉴了“省内”其他城市的经验，但很显然，这种做法绝不局限于“省内”。让那些40～60岁的退休或者半退休之人去检查市容，甚至去罚款，可以说是许多地方的“成功经验”。

    邵阳聘请“市容监督员”的初衷，不外乎各种违规行为海量存在，执法人员严重不足。 这确是很多地方的实情。正是由此，聘请“市容监督员”并且从财政上给予一定的补贴，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市容监督员”何来罚款的权限？

    对于这些“市容监督员”有权罚款，邵阳市城管局解释为是一种执法委托。但是，执法权是一种法定权力，岂能随意委托他人？邵阳委托“市容监督员”执法，无异于不经法定程序就随意出让了执法权。也许有人认为，邵阳的做法，其实是一种城管工作的“外包”，是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应该明确的是，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这种“外包”完全可以探索，但必须真正搞清楚，外包的究竟是什么。

    前不久，深圳城管外包的探索，由于所托非人屡屡出现问题，引发巨大争议。虽然深圳方面表态城管外包不会停止，但由此得到的很明显认知是：服务可以外包，执法权绝不能外包。

    执法权外包，本质上是破坏法定授权。邵阳将罚款权“委托”给“市容监督员”，且用部分罚款支付补贴，实际是用法定权力做市场交易。这种交易表面上看有利于政府部门的管理，实际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权力变现”，不仅从根本上摧毁公众对于公权的理解，而且从内心深处激发人性之恶。

    有了权力可以干什么，可以得到什么？邵阳将80%的罚款返还给“市容监督员”已经明确做了回答。在相关报道中可看到，那些被罚款车主尽管的确涉嫌违章，但大多是无心之过，甚至他们的违章，交通标志设置不合理也难辞其咎。在许多时候、许多城市，这种轻微的违章行为不会得到惩罚，但在罚款返还80%的经济激励下，细微之错却必定招来“执法必严”。这样的“执法必严”，究竟是为了市容而执法，还是为了罚款而执法？那些被罚车主的真正价值，未必在于他们违章了，而是他们的违章成了挣钱的理由。

    市容监督可以是一种增加个人收入的途径，这是权力变现之于“市容监督”最突出的逆向激励。在这样的激励之下，市容监督只能异化为目的邪恶的经济行为；聘请“市容监督员”也不再是什么政府服务外包，不再是什么“城市是我家，爱护靠大家”，而是以正义目的为掩护的“挑动群众斗群众”。

    也许有人还会说，那些车主的确违规，而且这种违规大量存在，罚款是他们咎由自取。但问题在于，我们当然希望有错必纠、执法必严，可如果现有条件无力做到这一点，除了承认自己执法工作不到位，除了抱怨市民素质不高，其他的也还真做不了什么。正义的目的再怎么正义，也无法成为不择手段的依据，更不能成为出让权力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