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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就是担心这样一个医院，不能活下去。”刘燕群已经习惯了当有人听到“民办”与“非营利”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时，惊讶地睁大眼睛。
刘燕群是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常务院长。当“民办”渐成“忽悠”的代名词，“非营利”与“低配服务”常成对出现的今天，这家营业刚“满月”的医院，希望打破这对固定搭配，甚至拧个个儿。
因为，它的“妈妈”是一家民间慈善组织。医院正在替“妈妈”完成一项试验：当慈善组织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来“自造血”时，慈善理想究竟能走多远？
这在国外并不新鲜，在国内却“前无古人”。
“找不到政策”的医院
墨绿色的玻璃外墙上贴着五颜六色的圆点装饰，地上铺着卡通地图，并排摆着大红色的摇摆木马。二楼儿童活动中心圆圆的拱门里，粉红色大象玩偶，垂着长长的鼻子站在架子上。
没有刺激的来苏水味儿，在同一屋檐下，有50张多功能病床，能同时进行手术的4间现代化层流手术室，和120多名医护人员。这是在营业前一周，才拿到民政部门审批证书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样子。
这是一家成立时“找不到政策”的医院。
“不像个医院，像家。”带着9个月的宝宝来做手术的曲佩斯，对“嫣然”二字不陌生。6年来，由李亚鹏、王菲夫妇发起的红十字基金会下设嫣然天使基金，已经为8000多名贫困家庭的“兔唇”儿童（正式名称是唇腭裂患者——记者注），实施了免费修复手术。
曲佩斯就认识这样一个宝宝，“是听说好了才来的”。但她没想到，嫣然咋自己有了医院？
“很多人不理解，慈善组织不办医院其实更‘省钱’。”嫣然天使基金执行总裁李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以前，基金会在全国有自己的定点医院，但手术之后，怎么关注孩子的后续成长？怎么让他们接受唇腭裂修复术、语音治疗、心理治疗等一系列的持续康复治疗？现有的大多数医院是做不到的。”
李亚鹏夫妇开始考虑：在中国成立一家医院。但慈善组织建医院，要不要营利？“为这个纠结了两年半。”李诗笑言。
念头初起时，李亚鹏认定要建一个非营利的医院，“我觉得作为公共医疗，医院就应该是非营利的。”这可谓“吃了第一口螃蟹”，因为业内人士皆知，儿童医院存在投资大、风险多、收益慢、医生少的困局，民办非营利性的综合儿童医院在国内几乎没有。
“医院能不能活下去？如果‘自身难保’，谈何做公益？”问题很现实。犹豫之下，刘燕群院长曾向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取回了2009年10月提交的申请。但几番商量后，李亚鹏和7名创始董事还是选择“尝试一下”。
这给卫生局出了很大的难题。
“国家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办医，但中国目前医院就两种性质：一个是公立非营利，相当于国家福利；一种是私立医院，发烧看病都几千块。‘民办’加‘非营利’，政策上是空白的。”李诗说。
朝阳区卫生局接下了这个“山芋”。该局相关负责人坦承，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尚没有一家非营利性、由慈善机构捐助提供免费治疗唇腭裂疾患并提供康复训练的儿童医院。“该院的设立，为慈善捐助办医做了有益的探索，同时，还可为社区的儿童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和保健服务。”
终于，2011年12月23日，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贴着“民办”与“非营利”两个标签诞生。
北京市卫生局对朝阳区卫生局《关于设置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请示》的批复是：同意设置该医疗机构，机构类别为儿童医院，级别为二级甲等。
今年6月29日，医院拿到了民政部门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
“做慈善”跟“活下去”只能选其一吗？它们应该是循环的
在这家医院，很多现象“混搭”在一起，在外界看来不可思议。
比如，医院是民办的，但全部15名董事都协议“只投资，不分红”。
比如，医院在试运营1个月内，已经接收了两批唇腭裂患儿，每例宝宝按照治疗难度，收费标准大约是5千-1万元，而在院的16个人里，有10个是基金会救助的。
比如，曲佩斯告诉记者，宝宝的玩偶、毛巾被、棉被、大人的褥子，都由医院准备，“护士还给孩子剪指甲，想得比家长都细”，而在收费标准上，“就是按照北京市物价局定的‘大红本’定价：挂号费分4块、6块、8块，所有科室都是这样。”鲍副院长说。
再比如，李亚鹏曾公开表示，希望医院在3年内，配上最好的医护团队，医生工资在同行业里是最高的，但医院同时承诺药费一定不高于普通三甲医院，不搞“以药养医”。
“‘这怎么可能活下去？’大家都这么问。但‘做慈善’跟‘活下去’只能选其一吗？在一种良性运作下，它们应该是循环的。”李诗说。
循环的秘密恰恰也来源于非营利。
“非营利不是说我们不收费，而是医院不以营利为目的，收入主要用于弥补医疗服务的成本，结余只能用于服务的提高。”刘燕群院长解释道。
作为与嫣然天使基金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医院，“16个手术10个免费”是靠它的基金会“妈妈”救助而来。河北张家口来的曲佩斯一家，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符合一定条件的贫困家庭，会享受免费救助；剩下的6例是自费的。我们希望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向医院支付正常的费用。因为费用里的一部分，也会流向慈善，我们也能用更多的钱回馈社会。”李诗说。
作为“回馈的回馈”，国家则允许这家医院不上税，还可以接受社会捐款和捐赠。
于是，一幅生动的“自公益”景象在这里铺开。
“从地胶、油漆到空调、节电系统，包括整个充满童趣的设计方案，都是企业捐赠的。医院租楼所花费的房租，也得到了低于市价一半的优惠。通过嫣然天使基金慈善晚宴，基金会还为医院筹集到5460万善款。”刘燕群院长说，“创业成本低，‘自造血’也能更顺利。”
非营利还意味着可以接受捐款。
“玩具、奶粉、尿不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直接捐给医院，有人捐给嫣然天使基金，再通过基金会把专款转给医院，专用来帮唇腭裂宝宝。”刘燕群说。
公益，也把一群有想法的医生集合起来。这些来自儿研所、北京儿童医院等机构的医生告诉记者，选择这里不仅因为“待遇不比公立医院差，还能为宝宝做得更细。”往深了说，“做公益的医院不容易，需要我们年轻的大夫去奉献。”
医院甚至有10%的工作人员是志愿者，极低的行政成本下，是一对一引导患者的贴心服务。
就这样，“高规格、低收费”神奇地组合在了一起。
官方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约有240万名唇腭裂儿童，其中相当一部分因贫困不能获得医疗，只能以残缺的形象面对社会。由于系列治疗费用较高，国内此前也缺乏专门针对唇腭裂进行系统治疗的医院。
怎么监管“民办非营利”医院
前所未有的医院，怎么监管？没有现成的经验。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黄少卿看来，在国内各种民间慈善基金，大多还以项目形式对教育、医疗等进行资助时，像嫣然这种设立法人实体，持续从事慈善事业的活动，“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又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但他同时提示，2011年，郭美美事件曾让人们对部分慈善基金产生了不信任，而不久前发生的女童小益益在儿童希望之家的北京寄养点去世事件，让人们看到了民间慈善基金设立的运营实体存在着管理不善、从业人员不够专业和财务不透明等问题。
“显然，任何一家以慈善为使命的法人实体要想获得社会信任，保持持续的良好运营，必须要有防止出现上述问题的机制。”黄少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李诗也提到了监管的必要性：“大家主要是担心这样一家医院：既占‘非营利’的政策，也有‘私立医院’的定价政策，几乎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的，会不会乱来？”
为此，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设了四种监督途径：医院内部的董事会和员工监督，律师的审计监督，红十字基金会的财务监督，国家民政部门监督。
“一句话，对捐款人负责。”刘燕群院长说。
等医院的一些收尾工程完成，刘燕群打算委托第三方，将医院的筹建过程做一个审计，初步估计在10月进行。通过审计报告，接受董事会的监督。
对企业直接捐赠的物品，医院会向企业提供收据，记录批次、入库，然后投入使用。
医院通过嫣然天使基金收到的捐款，则接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监督。
“由于医院无法开具公益事业捐赠专用收据，给医院的捐款，通常会通过向嫣然天使基金定向捐款的方式，进入到红十字基金会的账户，再拨款到医院。”刘燕群说，“这是一个共同账户，没有一方有权单独使用这笔资金。从红基会拨的每一笔钱，都需要我们提供使用用途、使用目的、发票的复印件等。”
上千万资金，就是这样分拨到医院的。
李亚鹏表示，从对捐款人负责的角度出发，“如果有人想为医院捐款，我们也会建议他们捐到嫣然天使基金去。”
“红十字基金会本身还有非常完善的监督机制、社会监督员。”刘燕群介绍，红十字基金会网站显示，这项社会监督机制是2009年7月建立的，基金会公开招募社会监督员，对实施中的公益项目进行实地巡视和监督，并陆续发布一系列社会监督简报。
“手术患者术前术后的资料，每一笔都要查的。社会监督员对每一个病历都要仔细看，提出意见。”刘燕群说。
如果说医院现在还缺什么，李诗觉得还缺一个学术机构。
“一家慈善医院怎么能留住好医生？挣钱不是我们的标准，你能给医生的是共同的社会价值，和更多的培养、交流渠道。”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种福利标准是一个立体的标准，不是给钱最多，医生就愿意来。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