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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闷闷的，像是在酝酿一场夏天的大雨。甘肃省定西市岷县茶埠镇沟门村，尹万春的新房地基已经弄的差不多了，用石头和水泥层层浇灌筑而起，足足有3米高。
岷县，因地势较高，且山势陡峻，极易形成冰雹和山洪泥石流灾害。“洪水冰雹，十年九灾”，据史料记载，从1970年至1980年，年均冰雹最多达15次。
每次洪水过去，人们都会加固堤坝，但不久前发生的洪水，又一次漫过了堤坝，冲毁了房屋，甚至有人被裹挟进了泥洪里，再也没能回来。今年5月10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冰雹山洪泥石流袭击了岷县，致49人遇难，40余万人受灾。
同样，对沟门村的村民来说，洪水一点都不陌生。喜怒无常的耳阳河，既可以冲刷出这块狭窄的冲积扇，也可以横扫房屋，卷走一切。不过绝大多数时候，它是温顺的。
这次罕见的洪水教给当地人一个朴素的道理：修房子，必须垒高地基。“不高不行，现在是越高越好。”尹万春笑着说。
灾后很长时间里，这个中年男人很难乐观起来。洪水不仅泡塌了他家的房子，赖以生存的跑运输的面包车也被滚石撞得面目全非。等到他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河滩里可以用来打地基的石头已经被那些家中受灾轻些的勤快人搬完了。不得已，尹万春花两万元买来了打地基用的石头，这几乎是他以往一年的收入。灾后几乎一无所有的他，只好咬紧牙关向亲戚们东挪西借。听说政府为每家每户盖房子补贴两万元，但至今还没有拿到一分钱。乡亲们之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政府会等到房子的地基起来后，兑现1万元，剩下的1万元要在房子建成后才能拿到。
但眼下，是尹万春最缺钱的时候。更糟的是，灾后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盖房子，各种建材突然间变得紧俏，价格水涨船高。砌墙的砖头已经涨到8毛钱了。心底里尹万春已经盘算过无数次了，要盖起这院房子，没有七八万元是怎么也下不来的。
这个上午，32岁的宋明锁抡起铁锤吭哧吭哧忙活了一个早上。就在距离被冲毁的便桥不远的地方，他看中了一块嵌进新河床的硕大的石头。他一锤一锤地将巨石卸开，颇有点愚公的味道。终于，他满意地将石块整齐地码在架子车上，嘴角的幸福像是在炫耀战利品似的。
不远处，一位穿着红色上衣的年轻女子双手在浑浊的河里摸索着，徒手搬起一块块石头……在被洪水荡平的地方，人们重新开始修建新房，除此之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去处。
在外人看来，这个村庄已从死寂中活了过来，悲伤也已远去。事实上，失去亲人和家园的创伤只要轻轻地触碰，依然会伤筋动骨。
季彩娥一辈子都没能逃过水带来的厄运。在1999年那次震惊全国的岷县垮桥事故中，她的大儿子，当时一所小学的校长，被夺走了生命。12年后，洪水又带走了她唯一的孙子。
当时，洪水突然袭来，季彩娥和老伴儿拽着10岁的孙子往地势高的地方跑。没跑出10米远，洪水便杀到了。季彩娥清晰地记得孙子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婆婆，快上来，站在这没问题。”孙儿的逝去让这位银发苍苍的老人自责不已。长年打工在外的儿子已经不年轻了，再要一个孩子很难，老人泣不成声。
这场洪水留下的阴影还隐藏在12岁的郝科伟的噩梦里：他被洪水的浪头紧紧追赶，想拔腿跑，却如陷泥潭，腿脚怎么也不听使唤。其实，每年夏季，郝科伟和小伙伴都会下河游泳，浑水摸鱼。今年洪水过后，父亲再三叮嘱，不许他到河边玩耍了。
坐在自家仅存的半亩黄芪地的田埂上，后耀辉心事重重地规划着未来：“等到房子盖好了，再出去打工讨生活。”洪水几乎在一夜之间将后耀辉拽到一贫如洗的境地。眼前这半亩黄芪，两垄洋芋，是这一家四口今年所有的收成。后耀辉临街的6间铺面如今只剩下两间，一家人仍住在闷热的帐篷里。
次日早晨，正赶上禾驮乡的集市。杂乱无章的街道被围得水泄不通，一头扇着大耳朵的黑猪领着一群猪仔大摇大摆地穿梭其间。养鸡人乔明君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他卖鸡仔已经七八年了，但这几个月，生意不好做，看的人多，买的人少。灾后需要用钱的地方多，每家每户都得精打细算地过。
太阳每天照常升起，无论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重新开始，生活仍要继续，每一个人都要好好地活着。
四川雅安人徐联福的骡队从千里之外赶到岷县，光在路上就花了3天3夜。洪水摧毁了这里的电线杆、铁塔，电力部门准备将电线杆架到山上去，所有的水泥和砂石都要靠骡队一筐一筐地驮到山上去。儿子徐国飞初中毕业，也跟了来，准备“子承父业”。父子俩合计着，干完这一单活儿，除去路费，他们可以拿到两万多元的报酬。
本报记者 张鹏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