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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复制77岁的安世民和200多岁的院子一起老了。
这位老人即使站在庭中，想好好打量下祖辈传下的这座院子，都显得有些困难。他的眼睛看不清楚，耳朵也背了，一条腿总是发麻，摇摇晃晃地走上几十米就要歇一歇。再加上一年前检查出来的肺癌，衰老已经毫无悬念地占领了他的身体。
安世民的这位“老朋友”也已经步入暮年。这座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庙后安村的老宅，据安世民推测，至少兴建于清朝嘉庆年间。新郑市的领导曾把它作为乡村文化的代表，专门介绍给外省朋友。
200多年来，安家8代人居住在此。院子里那座100层砖块搭建的小楼，曾经是村庄的最高点，如今已被新式房子就地取代，只能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
动荡的岁月里，这个小院闯进过日本兵，住过即将渡江的人民解放军；土改工作组在后院小楼的二层开会，动员农民一起斗地主；还有几年，全村人又都坐在这个院子里吃大锅饭。
如今，曾经喧闹的院子里只剩下安世民夫妻，最吵的声音属于那台音量调得极大的电视机。儿孙们早就搬去城里居住了，小院最热闹的时候，是那些有阳光的下午，几个老人坐在古老的门楼下面，玩一种名叫“斗地主”的纸牌游戏。
最近，拆迁的传闻打破了村庄的平静。庙后安村靠近新郑机场和南水北调工程干渠，有人说，这里的土地将会被征用，变成道路、耕地或者公寓。据郑州市航空港区管委会国土规划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在新兴城镇化建设中，确实有一些村庄正在分批次拆迁，用来建设刚刚落户的富士康公司厂房、商业设施以及员工宿舍。但安世民所在的庙后安村位于辖区南部，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规划。
安世民是家族的第18世后人、族长。他曾和这座老宅一起度过了生命中重要的时刻，面对可能到来的离别，却没有显得多么伤感。“这也没办法，大势所趋。”他轻描淡写地说，曾经属于村庄、家族和老宅的记忆，都被浓缩在这四个字之中。
故园
厌倦乡间那些重复而乏味的景致的人，大多会被眼前这座气派的门楼以及房顶上层层叠叠的青瓦绊住脚步。至少很多外乡来的文物贩子就是这样。要知道，这里距离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属禁止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西周莲鹤铜方壶出土地点只有16公里。
这座两进的院子，门楼上刻着“花开富贵”的木雕，一对古朴的蝙蝠振翅飞在盛开的牡丹上方。两朵秀气的砖花镌在墙壁上，大门两侧还各有一幅麒麟送子的砖雕。如果仔细观察，你还可以在上面发现一些已经干裂的黄色泥土，那是岁月和政治运动在此留下的痕迹。
在老一代人的记忆中，住在里面的这家人曾经是村里的首户。他们家的上百亩良田自己种不完，还雇了长工。
木门上一道特殊的防盗暗锁也透露出这里曾有的殷实。这是属于大户人家的特殊标志。如果不知道机关在哪儿，根本别想偷偷摸摸地溜进来。有一年，新郑市分管文化的领导来这里参观，站在门背后摆弄了半个小时，还是拉不动门栓。安世民微笑地站在后面，一声不吭地看着，然后慢悠悠地走过去，手指伸到门上的一根木条下轻轻一摁，再一拉，门就开了。这个精巧的设计让那位领导啧啧称奇。
可真地走进院子，眼前的景象却不免让人有些失望。灰色砖墙上突兀地刷着“独生子女全家光荣”的红色标语以及“豹妹歌舞团”的电话号码。堂屋的门环上挂着铜锁，木头窗棂已被冬瓜藤蔓遮掩住。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间极为普通的农村民宅，直到一个老人戴着厚厚的眼镜片，扣着白衬衫的扣子从对面小屋里走出来，左胸口的口袋上还别着一支蓝色水笔——安世民的穿戴与普通村民有些格格不入。
在他曾祖父的那个时代，这座宅子是村子里的地标之一。那时，安家有120亩田地，曾祖父还在院子里办了族中子弟的私塾，亲自教书。
安世民母亲的到来，为这个家族又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这个住在县城里的女人父母早亡，9岁开始和争夺家产的堂兄打官司，一路从新郑县城告到开封府，花了3年时间才把官司打赢。当时，还有人专门为此事创作了一部豫剧，就叫《杨青莲告状》。
杨青莲嫁入安家时，带来40亩田地，光陪嫁的东西排在一起就有几里地长。几十年后，村里人依然津津乐道着那个场景。
如今，这些嫁妆大多不在了。用来存放披风的黑色木头匣子里，是散落的扣子和廉价的小相框。带有镂空铜钱图案的橱柜随意扔在厨房，积了一层灰，里面早已没有碗筷了。
这样的大户人家总少不了秘密。安世民记得，东屋的地下埋过金银细软，他还看见父亲把手枪藏进鸡窝里。前院堂屋二楼窗根底下，还有一罐罐码放整齐的火药。他们是村里的大户，为防土匪翻墙而入，家人准备下这些武器。谁知道，它们竟然招来了灾祸。
一次，安世民的爷爷在家里试枪，子弹穿过西边院墙，打死了隔壁一个正抱柴火的年轻人。为避免牢狱之灾，曾祖父赔了很多田地和大洋。东院的大爷爷家也不安生，安世民的堂叔吸上大烟，挥霍了家里不少田地。曾祖父一气之下分了家。就像每个大家族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那样，老宅开始出现了败落的征兆。
田地
安世民的耳朵已经不太好使了，他要偏过头来，才能听清别人说什么。老宅靠近新郑机场，时常有飞机从头顶呼啸而过，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可安世民安静地坐在屋里，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
60多年前，这样的声音曾经让全村人恐惧不已，它属于日本战斗机和国民党空军。1944年，听说“老日”来了，女人们抓起地上的灰往脸上一抹，和男人一起牵着骡子往村外逃。安世民爬上一棵大树，藏在树叶里，他看见爷爷钻进厕所，大伯和姐姐刚跑出二门，就被日本人堵了个正着。家里的柜子全被掀开，全家人站在一旁，一声也不敢吭。
日本兵走了几年，老宅迎来了解放军。1949年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下，沿途经过这里，住进了安家。“欢迎解放大军过长江”的标语至今还留在村里一处院墙上。安世民记得，住在家里的这些解放军“人可好了”，他们经常去村口的井里帮他们挑水，走的时候还把院子扫干净了。
那几年，老宅如同历史车道上的一个驿站，许多并不相关的人在此有了交集。解放后，这是村里“忆苦思甜”的地方。祖父腾出后院堂屋，一楼住进一位土改工作组的女同志，二楼则变成了动员村民斗地主的地方。
16岁的安世民总喜欢蹦蹦跳跳地爬上木头楼梯，听听这些人是怎么开会的。有一次，淘气的他还不小心划破了一位工作者组成员的军大衣。如今，老人只能站在楼梯口，仰头望望已经空荡荡的二楼，他的腿脚不好使，已经爬不上去了。
那段日子对于安家来说无疑是忙碌的。二楼的工作会天天都开，住在全村的土改工作组成员在这里集合，分析着村里的土改情况，商量怎么斗地主。严酷的斗争岁月里，这里也萌发出爱情的种子。住在安世民家那个短头发的女同志，后来同东院大爷爷家的男同志结了婚。少年安世民有一次碰巧在东院撞见两个年轻人亲热地抱在一起。回忆到这里，那张苍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安世民一家有些幸运地“逃”过了土改。1949年以前，父亲曾试图做些生意，振兴家业，但几次尝试都失败了。那些年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繁多，他花钱捐了自己的兵役，又因为不善经营，几乎卖光家中的田产，最后连妻子的嫁妆也快当光了。到了土改的时候，这个曾经殷实的大家庭只剩下27亩地了。
只是谁也没想到，祖父的意外伤人以及父亲的不善经营反而成为这个家庭的“财富”。他们被划为中农，属于土改运动团结的对象。
所以，每当母亲暗自落泪，埋怨父亲把自己的嫁妆都“弄光啦”时，年幼的安世民就这样安慰她：“妈，不要生气，俺爸虽然把东西卖光了，但咱不当地主呀。如果他当地主，你是地主老婆，我是地主羔子，我还能上学、还能有今天吗？”
村里的“大地主”落在了保长安元斌头上。他家里有百亩田地，两个长工，其实和安世民家之前并没太大区别。安世民家败落后，族中的私塾也挪到安元斌家的饭厅。在安世民的记忆中，那是个墙上镌着漂亮砖花的建筑。土改时，这里充了公，田地也被分光了，安元斌被摁在土地庙的庙台上，跪着忏悔自己的罪行，最后被拉到乡里枪毙。
那一天，土地庙前的批斗大会上，很多村民上去诉苦。安世民一家人躲在人群中，一句话也不敢说——如果不是家境败落，今天要去挨枪子的可能就是他们了。
爱情
如今，老宅里只剩下安世民夫妻俩，为了安全和省电保暖，俩人搬到了牲口屋改建的小房子里居住。这间不大的卧室里挂着一张安世民20多岁时的照片，小伙子鼻梁上架着圆框眼镜、脖子上搭着毛线围巾，实在很难把这个打扮得“文艺范儿”的男青年和眼前说话时口水会不自觉地流出来的乡间老人联系在一起。
哪怕以“90后”孙女的眼光，那时的爷爷也是帅气的。有一次，她指着照片里的人问奶奶：“这是我爷？我爷爷咋会喜欢你呀？”
“谁知道啥是喜欢不喜欢的，就是马上结婚，就是老婆了。”站在旁边的安世民听了哈哈大笑。
1955年，安世民在县城上中学，家里给他订了亲，一个家世和样貌都平凡无奇的农村女孩。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拜堂前一小时，还坐在县城的中学里写语文考卷。
73岁的刘金凤已经忘了怎么进的安家门了。蒙着红盖头的她只记得老宅的地势有些复杂：进了大门，先是一拐，遇到一面影壁墙，然后又一拐，往北走了两步，才到拜堂的地方。
和母亲那场轰动乡邻、成为传奇的婚礼相比，这场仪式被安世民用“糊涂麻油”四个字来形容。新房设在前院堂屋的东里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以及刘金凤带来的嫁妆：一个柜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连墙壁都是黑黢黢的没来得及粉刷。
新婚第一天，天不亮，安世民就走了。他上午去学校考试，下午去西华县参观苏联来的拖拉机。7天后回家时，正站在院子里的妻子已经不认识他了，她叫了婆婆一声：“妈，哪来的客人啊？”
60年后，老太太早就不介意这些了：“都说头三天不兴守空房，这不也活70多了？”
那时，安世民还在县城上学，一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他对妻子并不是特别上心。怕影响进步，他甚至都没告诉同学自己结婚了。班上有个女同学对他颇有好感，经常约他一起复习，坐在一块儿看书。
那时的刘金凤只有16岁，怕被丈夫嫌弃，她主动参加村里的扫盲班，还跟婆婆学会了织补和绣花。精明的母亲似乎觉察到了端倪，她带着儿媳妇上了趟县城，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学校礼堂里，以这种方式宣告自己儿子已经结婚的事实。
刘金凤不是没有疑心过。几十年后，当两个人都老得走不动路了，有一次聊天儿，她对丈夫说出了曾经的不安：“当时你成天不在家，我想你要是跟我离婚咋办。后来我也想通了，就算离婚，我随便再嫁个人，也比现在我一个人干活强。”
这个曾经被安世民忽略的女人，如今是唯一愿意留在老宅里陪他度过余生的人。几年前，刘金凤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失败，再也直不起腰来。可她一旦能下地，就哈着腰忙进忙出地给老伴做饭、洗衣服。2011年，安世民咳血，被检查出患有非小细胞肺癌，刘金凤陪他在医院里断断续续地住了一年。
“我这个老伴对我是真下劲儿呀。”安世民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她向来不让我生气，真是，我现在体会到，有个好老伴比啥都强。哎呀，我们病房一个老头，69岁，老伴成天发牢骚，‘死了我也不管你’，我听着心里可难受了。”
运动
1958年，安世民23岁，即将从郑州卫校毕业的他被分配到新乡工作。那一年，这个不满10岁的年轻国家也正要大干一场。即使拥有高高的院墙和精巧的门锁，近200岁的老宅也没法置身事外。
那时，人民公社开始搞起来。村里要办集体食堂，地点就选在面积最大的安家。埋过金银细软的东西厢房被扒了，安世民小时候爬过的石榴树被砍，院墙也被推倒。各家各户把锅碗瓢盆送到大队炼钢铁，带着小桌子，来这里吃大锅饭。
刘金凤本来要去山上背石头炼钢铁，但她的胳膊上长了个疮，大队安排她在食堂里做饭。婆婆杨青莲代替她出去干活。这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出行都有两个奶妈伺候的女人，扭着一双半大的小脚上山挖白薯。
19岁的刘金凤一听婆婆也要出去干活，急得直哭，“天爷呀，我可咋弄，把我扔家里咋中？”那时她的两个小姑子刚刚6岁，自己的儿子也才两岁。
如今，回忆起当年的这些事，刘金凤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到底炼没炼出钢来，我也不知道……”“哎呀，炼啥呀！”安世民坐在旁边，眉头一皱，打断妻子的提问。
曾经拥挤的食堂现在只剩下夫妻俩。安世民的牙早就掉光了，他喜欢甜烂食物，饭后还要拈几串红提吃。刘金凤炒一盘豆角肉丝，俩人能吃上一天。她有时抱怨，就焖一锅底的米饭，还是吃不完。要知道，50多年前，一到饭点儿，附近的村民都快把他家的门槛踏破了，锅里煮的南瓜被一勺一勺盛得最后变成了泥。
谁也没料到，敞开肚子吃食堂的好日子没过多久，饥荒就来了。锅里渐渐连南瓜都没有，只剩下清透见底的稀汤，有时甚至用粪叉给每家分点干红薯叶当干粮。安世民的父亲带着一些衣服去了趟安徽，换了点大豆，一家人才勉强挨了过去。
1960年，安世民在新乡防疫站工作。乡下浮肿病严重，防疫站开始在村里设立浮肿病医院。他还记得当时的情景：那些患了浮肿病的村民，腿上“一摁一个坑”。
安世民自己也被饿得够呛，只能用开水沏酱油喝。在他印象中，上一次大饥荒还是“民国32年”的大旱，父亲买回一些花生壳倒在地上，姐弟俩因为争抢一个侥幸落网的花生仁打了起来。那一年安世民9岁。据新郑县志记载，在那场大饥荒中，全县饿死了1000多户，卖儿卖女的1503户，逃亡2.9万人。
1960年，安世民连花生壳都没得吃了。至于那场饥荒县里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没有一个公开的数据。
死亡的阴影刚刚消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安世民是造反派，领着“卫防保战斗队”（卫生、防疫、保健），天天在县城里和别人辩论、开批斗会、拉电网保护指挥部。他还被任命为新郑县防疫站站长，并为弟弟安排了县城里的一份工作。那是他的黄金时代。
只是这位站长没想到，自己在外面闹革命，家里的老宅却被人砸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年轻人爬上房顶，砸掉了房檐上的五脊六兽，门楼上的麒麟送子砖雕也被黄泥糊住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门上一张红色的“忠”字。
安世民的《康熙字典》也在运动中凭空消失了。可他什么也不敢说，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是哪一派，况且，被砸的并不只是他们一家。
没过多久，安世民所在的派系倒台了，他被批斗了一个月，还在小黑屋里关了40天。“文革”结束后，他们被认定为“路线错误”，安世民被开除党籍，变成防疫站一名普通的医生。
搬家
曾经的大家族一去不复返了。这座东西跨院的宅子，在祖父那一代分家时被一分为二，到了安世民与弟弟分家时，又被分成前后两半。连通前后院的月亮门，也被砌上了砖头。
1988年，安世民的级别恢复，并被调入新郑县人民医院工作，全家享受到城市户口的待遇，并搬到了城里单位分的宿舍。弟弟一家也早就搬到城里居住了。吵吵闹闹200多年的老宅突然之间空了。
直到1996年退休，安世民和老伴才又搬回来。村里的老邻居看见他，热情地打招呼：“回来了？”“回来啦。”“还走不走了？”“不走啦。”他们还是喜欢这里的空气，这里的老少爷们，还有老宅里的“世外桃源”。
其实，空了近10年的老屋已经变得“可不像话了”。老屋外杂草丛生，院墙倒了，土改工作组住过的堂屋西墙上出现一个大窟窿，房顶漏了，墙砖也酥了。安世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大修了一番，后来担心堂屋年代久远容易倒塌，就跟弟弟商量，住在他的那间临街小屋里——家族繁盛时被用来当作牲口屋的地方。
老宅又变得生机勃勃起来。安世民种了南瓜、冬瓜还有丝瓜。老石榴树在“大跃进”时被砍掉了，他又重新种了一棵。这些五颜六色的瓜果代替了往日的一家老小，让院子热闹起来。
此时的村庄也已经变了样。村里通了公路，盖了新房，年轻人开始出去打工，老人们逐渐去世了。隔壁大爷爷家里曾有一座100层砖块搭建而成的小楼，拥有圆形的窗户和雕花外墙，是邻居眼中这座村庄的标志之一。如今它对于新一代人已经不再有传奇意义。他们扒了老房，在原址盖起更为安全、方便的新屋子。
安氏家族的牌位本来存放在大爷爷家楼上。新房盖好后，他们嫌这些木头碍事，安世民说：“要不弄我家吧。”对方一口答应：“中啊，我正不想要呢。”
2000年左右，村里开始流行买城市户口，很多人都举家搬走，大门挂上了锁。大爷爷家变成了贴着白色瓷砖的小超市，那个死在爷爷枪子下的无辜男人，他们家得到赔偿后盖了大房子，如今也人去屋空，门前是泥泞的土地和疯长的杂草。
日本人、解放军、土改工作组和造反派之后，光顾村子的外乡人则变成了文物贩子。这些年，新郑的施工工地总能挖出些文物。他们时常在附近转悠，踅摸着谁家有老物件。一次，两个人经过安世民家门口，被门楼上的木雕和砖雕吸引过来，“你家有古物吗？让我看看中不中？”
他们看上了一摞蓝边花底的瓷碗，用手指敲了敲，给了几元钱。还有一个双层带座椅的木头茶几，安世民忘记卖了多少钱。他并没有太在意，因为这些东西放在家里也是“碍事”，还差点被当作柴火烧了。
相伴
老宅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可以让全家人遮风避雨的“壮年汉子”了。如果没有安世民的照顾，它很快就会枯萎。他只不过去医院住了20天，小菜园里的杂草就长了出来，院子里的几盆红辣椒没人浇水，全枯死了。
可安世民自己也已经是个一身病痛的老人了。2011年，他的左肺下面长了鸡蛋大的一块肿瘤。“我是医生，知道严重性。我已经77了，死吧？也该死了。尽力治吧？再活几年，也不少。所以我不怕。”他无所谓似地说。
老宅似乎快要走到生命的终点。村里有传闻，这块地即将被征用，房子拆了，村民要搬到别的地方居住。文物贩子闻讯赶来，有人看中安世民家的门楼，打算用“一辆小汽车”作交换。为此，他还特地跑到新郑市咨询：“有人要买我的门楼，你看咋办？”市里的答复是，没法批为文物保护院落，因为安世民所在的庙后安村已经划归到航空港区管委会了。
“那就卖吧。”他想了想，有些无奈地说，“这东西没用，这（老宅）都要没了。”别人劝他，为什么不拆下来留给孩子作个念想。他嘴一瘪，指着身旁的木头板凳和门楼上的柱子：“噫，这墩、这凳子你都没地方放，谁的房子放这？孩子们也不要呀，他们都是新式家具，沙发、客厅都是好的，他会要这？你要吗？我给你。”
安世民的大儿子已经搬到郑州，小儿子一家都在县城。对于老屋的未来，他们并不关心，甚至连在这里度过的童年都记不清了。孙女一辈对此更是知之甚少。过年时，他们看完安世民夫妇，吃过饺子就走了，不太愿意住在这里。
安世民老人其实很愿意给后辈讲讲发生在这个小院中的故事以及家族的历史。他喜欢讲600多年前，安氏的老祖先是怎样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徙至此。他搜集关于家族的各种文献资料。案头那本《新郑县志》里记录了一位安氏先人，他特地用黑色便签纸作了标记：“十世安可久，醇谨老诚，居乡以厚德称，现年89岁”。
他也喜欢说母亲告状的故事。这时，他的身子前倾，浑浊的眼睛都亮了。“我妈9岁就去告状，县衙升堂，衙役站两厢，县长惊堂木一摔：民女杨青莲，有啥如实讲来。”说到这里，他把握在手里的小药盒“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吡罗西康片，适用于各种关节炎及软组织病变的疼痛。
安世民没有孙子。从大爷爷家请回祖宗牌位后，他就想好要把它传给侄子，因为他们生了儿子。可他又担心，“弄不好他们以后还不要呢”。
8月中旬，安世民从医院回来了。这次他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左肺下面的肿瘤只剩下指甲盖那么大了。身体好了些，安世民买了辆电动三轮车，载着老伴去城里逛逛，再去肯德基买个鸡腿汉堡吃。
骑过村子东口那片绿油油的田地时，他放慢车速。这7亩地曾经属于安家，如今，地里的玉米秆生机勃勃地指向天空。他还好奇地看了看正在挖土坑的施工车，听说，这里将建起一座比他家砖楼不知道要高多少的联通基站。
本报记者 王晶晶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