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现身”了。
继21日在其实名认证微博账户中爆料“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后,这位在世界经济学圈中有较高知名度的学者、北京大学前教授,一时成为北大、媒体和网友多方“寻找”、“求证”的对象,但因其选择只在微博上继续发表自己的言论,“不接电话”、“不回邮件”,继而被一些网友戏称为“爆出猛料后便不负责任地隐身”了。
今天,邹恒甫首度对媒体发声。上午,邹恒甫通过越洋电话致电中国青年报记者,开头便称自己没有“躲猫猫”,也不是在“耍流氓”,并表示“自己手头确实有一些线索,现在就要发给北大”。
相应地,在与北京大学持续了一周的“隔空对话”后,邹恒甫也于今天主动联系了北大。
13时34分,邹恒甫发布微博称,“我和北大纪委监察室已经通了电话。我让他们知道了一些信息,并且已经发给他们一些材料。他们都收到了。”
随后,中国青年报记者致电北大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周有光,周证实了这一消息。
对于邹恒甫的“现身”,不少网友给出了积极评价,称毕竟这是其与北大走出“隔空对话”的第一步。有网友评论道:如果邹恒甫踏出主动的这一步,能为两者叫阵加入一些有力的证据,那才是真正值得网友期待的“揭丑”。
但也有网友对邹恒甫的行为表示不解,甚至将此理解为邹向北大的“妥协”,原因在于,邹恒甫此次主动联系北大,似乎与其之前所称“只跟中纪委谈”的说法有所矛盾。24日晚,邹在其微博上发布“我只跟中纪委谈”的言论,被媒体解读为堵上了与北大正面交锋的机会,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一些对两者“隔空对话”不满的网友评论说,如果邹恒甫真地想去找中纪委,不该坐等,而应主动去联系,至少“中纪委的办公电话你是可以找到的。”
不过,邹恒甫在电话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此次联系北大,他依然不会拿出“主要证据”。他说:“我为什么要和北大联系,因为北大、媒体都说我是在骗人,我现在就要给你们提供点线索,让你们看看我不是在耍流氓。”
这正好印证28日他发的一条微博:“北大纪委:我邹恒甫只跟中纪委谈。另外,别人给我的信息我会提供给你们。”
那么,邹恒甫“现身”后,到底向北大提供了什么线索?
在发给周有光多封涉及“让他们知道了一些信息”的邮件同时,邹恒甫还将这些邮件转发给中国青年报记者和广州日报记者的邮箱。对此,他的解释是“希望第三方知道,我的确是在向北大提供一些信息”。
查看这几封邹恒甫所称“发给周有光的信”,记者并未找到有关“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的线索或证据。可以看到的则多是有关“北大学生计羽实名举报学生会主席戴威”——一条已被当事人证伪的文章——的相关说法。比如:“作为一个今年校学生会选举的亲身经历者,我可以告诉您,至少信中与学生会选举相关的内容并不是随意捏造的”。
记者问:“除了这些,您手头是否还有关于‘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的具体证据?”
邹恒甫答道:“这一点目前还不能说,但可以确定的是,我手头有大量的重要线索。至于证据,则要慢慢来。”
邹恒甫还告诉记者,他和周有光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半小时”,他向周提供了一些信息,并称“会继续同你们办公室联系,提供更多信息”。在他发给周有光的邮件中,他还写了这样一句话:“万望北大在公开场合宣布我们在保持联系,并求得事实真相。”
但在中国青年报记者向周有光求证的过程中,对于有关邹恒甫和他本人的具体谈话细节和邮件内容,周则不愿透露,并表示具体说法应由该校新闻中心统一给出。
记者随后致电该校新闻发言人蒋朗朗,但其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截至记者发稿,北京大学对于邹恒甫的“现身”尚无公开回应。
在电话中,邹恒甫还告诉记者,“24日他们(指北大)给我的邮件我从来没有收到。”而北大此前对此的说法则是:该校调查组一直以包括电话、电子邮件、委托邹恒甫曾经的同事朋友和现工作单位、上门拜访在内的多种方式与邹取得联系,但“都没有成功”。
最后,邹还表示,“最终的证据提供”还需要中间人的出现,而他所说的这个中间人就是他此前在微博上反复强调的“中纪委”。他还告诉记者,“这次揭露北大,我是集全力的。”
本报北京8月29日电
本报记者 邱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