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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05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从三年前宣告“最古老的猎豹可能来自中国”所引发的轰动,
到如今黯然撤稿后难言的尴尬,伪造化石的幽灵挥之不去——

拼凑出来的“世界最古老猎豹”

本报记者 叶铁桥 实习生 卢义杰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9月05日   03 版)

    所谓“最古老猎豹”的“头骨化石”许多部位都存在拼凑问题。邓涛供图

    美国时间8月21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刊登了一篇撤稿声明,从而宣告“最古老的猎豹可能来自中国”这一说法不再成立。

    发出撤稿声明的是上海科技馆研究人员黄骥,他声明撤回的论文名为《一种上新世晚期的猎豹,并论猎豹的系统演化》(“A primitive Late Pliocene cheetah, and evolution of the cheetah lineage”),这篇论文最早出现在2008年12月29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网站上,2009年1月13日刊载在纸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黄骥是该文的第二作者,第一作者是丹麦研究者梅·克里斯琴森,发论文时,他是哥本哈根动物学博物馆的研究人员,目前是丹麦奥尔堡动物眼首席动物学家。

    两人在论文中称,他们研究了一个首次出土于中国甘肃临夏盆地、距今约250万年的猎豹头骨化石,认为这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原始的猎豹,并推导出结论认为,猎豹很可能起源于欧亚大陆。

    “进一步检查发现,研究中所使用的化石是拼凑而成的。而且,这个化石是从晚中新世红土中发现的,而不是从早更新世黄土中发现的,因此,这篇文章撤稿。”论文刊发3年后,黄骥在撤稿声明中这样表示。

    “对于古生物学家们及一本顶尖科学杂志来说,这个令人尴尬的故事终于结束了。”美国时间8月31日,《科学》(Science)杂志在一篇题为《猎豹化石是假的》的述评文章开篇就这样评价道。

    从宣告“最古老的猎豹可能来自中国”所引发的轰动,到黯然撤稿后难言的尴尬,期间反映的问题足以令人深思。不同于其他学科,中国的古生物学研究水平很高,也出现了很多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一些学术成就甚至震惊了国际学术界。

    然而,这次的论文撤稿表明,拼凑化石等困扰古生物学研究界的幽灵仍不时出没,如果不能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和彻底的专业精神面对那些来自古老时代的遗存,结果可能会让人困窘。

    “我一看图片,就觉得化石有问题”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是一份世界上负有盛名的基础科学领域学术杂志。按照惯例,这些杂志每有重头文章,都会在刊发前提供给签署有保密协议的科学报道记者,以方便他们在论文出版后及时予以专业翔实的报道。

    2008年年底,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找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邓涛。《国家地理》杂志想让他对黄骥的文章作一个评价,因为黄骥写论文所依据的化石来自中国甘肃的临夏盆地,邓涛正是临夏盆地古脊椎动物研究的知名专家。黄骥论文的参考文献中,也列举了邓涛的论文。

    “我一看图片,就觉得化石有问题。”邓涛说,就像电视上的鉴宝栏目一样,外行看不出真假,但内行一眼能看出问题来。

    他打开电脑,点开黄骥论文中的化石图片,图片上显示的是一个比铅球略大的动物“头骨化石”。邓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其实现在并不能肯定那究竟是哪种动物的头骨化石,因为拼凑得太严重了。

    “‘头骨’的照片清晰显示,其侧面的颧弓又高又宽,比实际上猎豹的颧弓宽大多了。更关键的是,这个颧弓后部缺乏猎豹所具有的突出的尖角状眶后突,而且还与头骨有拼接的明显界线。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颧弓肯定是拼出来的,而且还是用某些动物的肋骨化石做上去的。”邓涛指着图片说。

    邓涛指着照片一一向记者解释道:这个所谓的猎豹头骨化石,其枕部显然是人造的,因为枕面太平了,其最低点直接与颧弓后端相连,如此一来几乎没有为鼓泡、乳突和副枕突留下任何位置。顶骨也有问题,是由骨片粘接而成的,但造假者没有造出顶嵴。而顶部和枕部的一些大的圆形石膏斑和未上色部分清晰可见,头骨后部还有许多涂抹石膏的痕迹,说明其脑颅就是一个石膏模型。腹面照片显示,整个基枕部完全由石膏填充。

    邓涛根据他的观察向《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了上述看法,并且很快就给《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写了一封信。

    邓涛在信中说,作为在临夏盆地工作多年的古脊椎动物学工作者,他对临夏盆地的化石贩子了如指掌,“在过去几年里我已经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伪造,我看到了数百个看似‘完整’的头骨化石,像黄骥获得的这种头骨也并不算少。我也知道不合格的收藏家们往往被骗。不幸的是,黄骥是其中之一”。

    他在信中建议道:“经仔细检查,不幸的是,我发现他们所研究的化石是伪造的,而这个伪造的化石是论文的唯一基础。因此,这篇论文应该被撤销。”

    但是,就在邓涛接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采访时,距离刊登此篇论文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出版时间只有两天了。“即使有疑问,也来不及撤稿了。”邓涛说。

    此后,又有《科学》杂志记者采访邓涛,在《篡改自然史:中国假化石之病》一文中发表了他的质疑,但同时也发表了黄骥的辩护意见。据媒体报道,黄骥称,他向《科学》提供了化石的X光图,X光图将化石部分和石膏修补部分区分开来。他们的研究没有对石膏部分进行过描述,他声称坚信自己的研究没有问题。

    邓涛说,收到信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也很重视,但希望他看到化石实物后再作出进一步结论。

    邓涛很快联系了黄骥,希望能够直接观察化石,但这一要求被婉拒了,化石是真是假一时成了悬案。

    “化石拼接的程度非常严重”

    即使没能看到化石,媒体的报道与专业人士的质疑却一直在持续,这也让更多的情况逐渐得以披露。

    黄骥后来承认化石经过石膏修补,也承认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过于仓促,没有将化石部分和石膏修补部分区别开来。他还承认,论文第一作者梅·克里斯琴森没有亲眼看到过化石标本。

    但是,黄骥却一度坚持这些缺陷并不影响得出这是最早猎豹化石的结论。

    “假的怎么会不影响结论呢?”邓涛质疑道,“就像买了一个唐三彩,但这个唐三彩是洛阳某个小作坊里仿制的,事实上它根本就不是唐三彩,只是现代人做的一个仿制品,与真的完全是两回事。那块‘化石’也一样,看上去像猎豹的头骨化石,实际上也许根本就不是。至于它究竟是什么东西,也只能是把它的附着物全部扒掉、让它恢复了原状才知道。恢复原状后,也许它有研究价值,也许并非什么新发现。”

    邓涛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各种古动物化石,他随手拿起一枚犀牛的下牙化石,指着修复的部位举例道:“这些修复的地方,石膏保持着白色,并没有做成跟化石一样的颜色,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知道这是修复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时,也一眼能看出来哪些部位是修复的,哪些部位是原始的。作为科学的研究,修补部分必须要能明确识别,不能与真实部分相混淆。而化石作假,是化石贩子为了提高标本的商业价值而让化石显得更完整,依据作假的化石来研究,肯定会犯错。”

    也许是因为质疑声太多,黄骥最终同意让邓涛看化石标本。2012年5月10日,邓涛飞赴上海。为了让鉴定更科学,邓涛还邀请了和政古动物化石博物馆副馆长陈善勤一同前往。陈善勤是甘肃临夏盆地古动物化石的顶尖修复高手,有10多年修复古动物化石的经历,经他手修复过的古动物化石有近3000件。

    “我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化石是拼凑出来的,有一部分骨头复原得不对,是人工做出来的,根本就不符合猎豹的形态结构。”陈善勤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每一种动物,在它的演化史上总会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它们的一些特点可区别它是此种动物而非彼种动物。

    “长期研究过就会发现,不同动物的每一个部位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正是区分古生物化石的重要依据。但很明显,这个化石标本拼接的程度非常严重,是对猎豹构造完全不了解的人,根据想象力做上去的。” 陈善勤说。

    在邓涛看来,亲眼见到的化石实物比他在照片上看到的还要假得多,“照片上只是怀疑,亲眼看到就能确证了”。

    基于这种情况,邓涛鼓励黄骥赶紧给杂志写信,把文章撤销,“以免文章放在那里,让人上当,看了文章之后还以为那就是真的最古老猎豹”。

    黄骥也听从他们的意见,给《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写信撤销了论文,这也意味着,他们建立的新种猎豹成了无效种名。

    邓涛对黄骥勇于承认错误和知错就改的行为表示肯定,“作为研究者,应当有这种专业精神”。

    得出重要结论一定要非常严谨

    对于撤稿一事,中国青年报记者多次联系黄骥要求采访,他原本答应8月31日与记者联系,但此后记者多次给他打电话、发短信都没有回复。

    记者给梅·克里斯琴森发邮件询问对此事的看法,截至发稿时,也未获回复。此前,专门监视论文被撤销的著名博客“撤稿观察” (Retraction Watch)联系上他,他表示,对此事无话可说。 

    值得探究的是,在产生过丰硕成果的中国古生物研究领域,为何会出现如此低级的失误,这究竟是水平问题还是另有原因呢?

    记者看到,《文汇报》曾报道过黄骥的成长历程,说他在踏上工作岗位之前甚至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一名从技工学校毕业的中职生。但这个80后小伙子从小就喜欢小动物,毕业后主动到自然博物馆应聘标本制作员,并且疯狂学习动物学相关知识,还通过电子邮件向国内外同行虚心求教。近年来,他已经频频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并因此获得多项奖励,包括2010年荣获的上海市第四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

    但在古生物学界对该事件的议论中,有一种声音认为,黄骥不仅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而且缺乏必要的审慎。

    邓涛说,黄骥告诉他们,这块化石是从一个化石贩子那买来的。“那个贩子告诉他化石是在哪个地层里,他就以为是了,并且在论文中写道,这件化石标本来自‘和政’地点,年龄约为220万年到250万年前。但和政是一个县,并不是一个地点,那里的黄土里并没有这类化石”。

    陈善勤也认为,从私人手上征集化石有很大的风险,以这些化石为研究材料一定要特别审慎,否则容易出问题。

    邓涛以“辽宁古盗鸟”为例说,“辽宁古盗鸟”化石标本产自我国辽宁西部,但化石被拼接后走私到美国,居然骗倒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恐龙学家之一——加拿大的柯瑞博士。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2004年,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家邱占祥院士等人已经描述了临夏盆地的一个猎豹新种——临夏西瓦猎豹,梅·克里斯琴森和黄骥所描述的新种猎豹与之相比,其牙齿形态和大小都在临夏西瓦猎豹的变异范围之内。但令人惊讶的是,两人论文中所引用的新化石的年龄数据和地质信息正是来自邱占祥院士等人的相关文献,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做古地磁工作,对化石的具体产地并不了解,但显然两位作者是知道临夏西瓦猎豹的,然而,他们在论文中竟然没有提到同一地区同一时代同一沉积中的同类化石。

    邓涛说,做古生物研究,要得出重要结论一定要非常严谨。“哪怕别人给我一个完整的化石,没做任何人为修补,我也得亲自去看看这个东西究竟出自于哪里,来自什么地层,出土地点的岩石是什么,这些都得一一考察清楚,对来源不明的标本不作核实是古生物研究的大忌。”

    他说,在古生物研究领域,有一分材料就说一分话,假设可以大胆,但求证不能不小心翼翼,“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绝大多数都是非常严谨的,大家的认识水平可能有差异,但工作方法却很少有问题。因为造数据的假、造实验的假可能难度小一些,我们这个学科要造化石的假,非常容易被专业人员看出来,所以造假化石很多,但被当真化石研究发表的很少,毕竟有素质和品质的研究者是绝大多数!”

    他认为,这篇论文的发表确实很不严谨。“至少,像第一作者,那个丹麦人梅·克里斯琴森,他还是通讯作者,也就是文章的责任人,竟然连化石实物都没看到过就敢写论文,并且敢当第一作者,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本报北京9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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